老兵在台湾再婚生子，83年和大陆原配重逢，原配：你下次别回来了

柳卓寿，山东青岛赵哥庄人。22岁时，他被姐夫带到了台湾。1983年，柳卓寿千方百计地回到了大陆。见面后，56岁的柳卓寿，睡在母亲的床边。可80多岁的老母亲，早已不认识自己儿子了，还问儿媳妇，“睡在我旁边的人是谁？咋还不走！”半个月后，柳卓寿再回台湾，老伴临走时叮嘱他，“你下次就别回来了！”

以下，我将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讲述老兵柳卓寿的故事。

图：卖布

1949年，我22岁，在青岛的一家被服厂做缝纫工。当时，我姐夫在国民党的部队里面当连长，他家就住在隔壁村。5月，我去他家走亲戚。回来的时候，听说国民党在抓壮丁，准备逃到台湾。我不敢走了，就躲在姐姐家，等姐夫回来。

几天后，姐夫回来了，我想让姐夫把我送回家，姐夫跟我说，“这样躲下去不是办法，我不在的时候，你还是要被抓走。”后来，姐姐和姐夫商量了以后，他们说，“与其被不认识的人抓走，还不如跟着姐夫走，到了台湾还能互相照应！”

1949年，我儿子才一周岁，我可不想走，但是姐姐和姐夫的话又都有道理。正当我犹豫的时候，姐夫又跟我说，“不用担心，很快就能回来了。”最终，我还是跟姐夫去了台湾。走的时候，我都没有来得及告诉家里人一声，也只有姐姐知道，我跟姐夫走了。

一路颠簸，不再多言。到了台湾，我在部队里面待了一年，就实在待不下去了。当时刚败退到台湾，人心惶惶，老兵欺负小兵，我就有了退伍的心思。退伍以后，我干起了老本行，在一家服装厂当缝纫工。当时，台湾经济也不怎么好，服装厂的工资勉强能维持温饱。干了没几个月，我又不想干了。

辞职以后，我用积攒的积蓄，开了一家杂货店。由于不懂经营，很快就黄了。后来，又陆陆续续找了五六份工作，都干不长久。姐夫找到我说，“今天换个工作，明天又换个工作，啥时候能稳定下来？”后来，姐夫给我出钱，帮我在台北开了一家西装店。

图：西装老照片

1953年，这是我们来台湾的第4年。四年下来，台湾也稳定了，经济开始复苏，西服也成为了紧俏商品。再加上我的手艺好，我竟然让西装店在台北站稳了脚跟。从此，我的生活也有了保障。稳定下来以后，我便开始想家，想念大陆的老婆、孩子和母亲。

可想又有什么办法？刚来台湾时，国民党喊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可五年过去了，回大陆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屋漏偏逢连夜雨，姐夫的突然病逝，让我在台湾越发的感觉孤独。就在这时，一位20岁的姑娘闯入了我的生活。

很快，我们俩坠入爱河，并领了结婚证。那一年，我29岁，太太20岁。相差9岁，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婚后，我们两个接连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也算是儿女双全，家庭美满。然而，当我看着眼前的儿子和女儿叫我爸爸时，我总是忍不住地想我在大陆的媳妇和儿子怎么样了？

生活的压力，不允许我想这么多，我要把全部的精力便投入到了养家糊口当中。

80年代后，我的三个孩子陆续长大，生活压力也慢慢减小，而我的青丝也变成了白发。就在这时，突然有老兵找到我说，“你和家里联系上没有？”我这时才知道，不少老兵通过国外的朋友联系上了大陆的亲人。而对于开了一家西装店的我来说，最不缺前往国外发展的朋友。

1982年，我的一位美国的朋友，帮我把家书寄到了青岛。朋友后来写信告诉我说：你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仍然健在，媳妇带着你们的儿子，一直在家等着你。接到信以后，我大哭了一场。心想，“三十三年了，我没有白等，终于有消息了！”

我接到亲人的消息时，恨不得立刻飞回青岛。

图：80年代青岛照片

大陆来信的事情，我并没有打算瞒住太太。我太太从小在农村长大，文化水平不高。得知我和家里人联系上以后，不是特别高兴。起初，我没有意识到太太的情绪变化。直到有一天，太太严肃地问我，“你会回去吗？你不会回去后再也不回来了吧！”

我也很肯定地告诉太太，“他们等了我三十多年，我肯定要回去，但是我也一定会回来。”其实，我在台湾生活的时间要比在大陆生活的时间长。而且，在我最困难的那几年，一直都是台湾太太陪我走过来的，我不会离开她。

1983年，我办理了前往美国旅游的手续。到了美国关岛，又马不停蹄地办理了前往日本的手续。最后，我从日本飞到北京，又在北京坐火车前往青岛。之所以这么折腾，是因为当时两岸还没通航，也不允许两岸探亲。严格来讲，我是违反了规定，偷偷跑去的大陆。

那一年，我56岁，离家34年，终于回去了。

我走的时候，儿子不满一岁，回来时已经35岁了。早已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而等了我34年的媳妇也老了，变成了“老太婆”。可最令我心疼的是，我的父亲已经去世，82岁的老母亲也成了“老糊涂”。

我拉着母亲的手，哭喊着说，“娘，我是寿儿，你要是还认得我，就叫一声我的名字吧。”可不管我怎么说，母亲始终像是不认识我一般看着我。后来，母亲被我问烦了，她甩开了我的手，不知道嘟囔着什么，走进了里屋。看着母亲的样子，我跪倒在了地上，用双手捂住了脸，小声地抽搐起来。

图：老兵回乡探亲油画

媳妇心疼我，上来安慰道，“咱娘老糊涂的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才刚来，别着急，说不准过几天就能记起你。毕竟，她是想你想疯的！”听了媳妇的话，我哪里也不去了，就整天守着母亲，想看她能不能认出我来。

十几天后，母亲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她抱着我的脸问，“你是不是寿儿？我那个去了台湾的儿子？”听到母亲这样说，我激动极了，连忙大声喊老伴，“老伴，你赶紧来，咱娘认人了，她刚才喊我寿儿。”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湿着手就跑了过来。可前后脚的功夫，母亲又不认识人了。

为了让母亲想起我，我不仅白天陪着母亲，晚上还睡在母亲床边。睡觉时，我发现母亲有个“坏习惯”，她总是把脸朝着墙，不脱衣服，也不说话，就直挺挺地侧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起初，我以为这是母亲得病后落下的毛病，也就没放在心上。

几天后，老伴找到我，悄悄地说，“咱娘今天问我，睡她旁边的人是谁？都来咱家好几天了，又是吃咱家的，喝咱家的，还睡在我旁边，弄得我睡觉时都不好意思脱衣服，他咋还不走？”母亲的反应，让我伤透了心，她把我当成了来串门的亲戚。

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为了能让母亲睡个好觉，我还是搬去跟老伴一起住。说起来，30多年没见，突然再睡到同一张床上，还真有点不适应。我能觉察到老伴也是这种感觉。既然都睡不着觉，那我们俩就开始闲聊天，聊这么多年发生的点点滴滴。

图：60年代 台湾婚礼老照片

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我在讲，老伴在听。当她得知我在台湾再婚，还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时。老伴平静地说道，“你能再婚也是个好事，能有个人照顾你。”尽管她的语气非常平静，但我还是能感觉到老伴的身子在发抖。很明显，老伴在极力地控制自己。我想，老伴一定感觉很委屈。毕竟，她为我守了34年寡，我却在台湾再婚了。

我知道，我欠老伴太多，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弥补得了的。

返乡期间，姐姐来看我，还问我姐夫在台湾的状况时，我哭着告诉姐姐，“我们到了台湾后的第四年，姐夫就得病死了。”我和姐夫离家的这三十多年以来，姐姐也一直在为姐夫守寡。老伴等来了我，姐姐却没有等来姐夫。从我家回去后，姐姐就中风了。没等到我第二次回来探亲，姐姐就去世了。当然，这都是后话。

由于我此次是偷来大陆，不能待太长时间。十几天后，我就准备回台湾了。回台湾的前一天下午，原本不认识我的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一包水果糖。母亲说，“来，快拿着，回去带给你孩子吃。”我以为母亲又认出我了，赶紧喊她，“娘，你是不是认出我来了？我是寿儿。”

空欢喜一场，母亲给完了水果糖，就只顾着盯着天空看，任我怎么喊都没有用。

临行前的晚上，注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尤其是老伴，她似乎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才跟我说道，“你在台湾也不容易，回去以后，好好对待台湾太太。她当年能嫁给一个一无所有的老兵，也是遭罪。”当我听到老伴说出这一番话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台湾太太多想了，她肯定没想到老伴竟然会这么豁达。

图：回来探亲的台胞 非事件主人公

第二天下午，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在村口等我，老伴和儿子把我送上了出租车。坐在出租车上，我把车窗摇了下来，使劲给他俩摆手，让他俩回家。老伴突然抓住了我伸出去的手，用力的说道，“孩子他爹，你要是觉得为难，下次就别回来了。我和儿子能撑着过下去，你就当我们都不在了吧”。

老伴没等我回答，转头就走了。这时，出租车司机师傅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使劲的催促我，“你到底还走不走？”我说走。当我回头再去看老伴时，她已经和儿子走出去了老远。看着他俩远去的背影，我的眼泪又流出来了。

回到台湾以后，太太非常高兴，她的担心化为了泡影。但是，我的情绪却十分低落，耳边始终萦绕着老伴儿的话。后来，太太看出我不对劲，就问我，“让你回家，是想了却你的心思。没想到，回了一趟家，你反而更难受了。”为了不让台湾太太担心，我只好强颜欢笑，不让她看出我的异样。

最终，思乡之心占据上风。1984年，我再次通过美国回到了青岛。

两年不见，母亲更糊涂了。我上次回来，她时清醒时糊涂。这次再见面，别说是我，就连儿媳妇都不认识了。每天吃过饭，她就站在院子里面看天，一看就是大半天。看着母亲的样子，我特别着急，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医生看完后说，“老人年龄太大了，再治疗下去也没有太好的效果了。”

病来如山倒，从医院回来以后，母亲大部分时间都躺在了床上。偶尔，我会扶着母亲去院子里面走一走。当时已经是秋天了，风有点凉，每次走半个多小时，我就要把母亲扶回屋。有一次，母亲突然没由来地问了我一句，“你走了还会回来吗？”

图：老兵回家 非事件主人公

我的心突然咯噔了一下，难道母亲认出我来了吗？顾不得思考，我赶紧回答，“当然要回来了，娘，只要你还活着，我肯定要回来”。听了我的话，娘又笑了。很可惜，笑容在我娘的脸上并没有留太久，很快又像以前一样木讷。

半个月后，我又要走了，走之前，我照例跟母亲告别，“娘，儿子要走了，你回屋吧，外面风大。”本来已经走出院门的我，又突然心生不舍，回到院子内抱了抱母亲。时年83岁的母亲，体重不足八十斤。顿时间，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果不其然，1985年，老伴托人给我寄来信说，“母亲病危，你赶紧回来给她送终。”我是想回去，但是两三年间，我已经连续去美国“旅游”两次了。再这么下去，我很容易被台湾当局注意到，有可能会影响到我在台湾的家庭。最终，我还是没回去。

生没有奉养，死没有送终，这是我一辈子无法原谅自己的地方。

母亲死后，我心灰意冷，西装店的生意也不想再干了。再加上我年龄也大了，几个孩子也陆续成家，索性关门了事。由于我太太比我小9岁，她还没到退休的年龄。当时，太太在台湾的一家兵工厂工作，工资比较高。即使我不工作，我们也不用为生计发愁。更何况，我还有一个正在读博士的儿子。

1987年，台湾开放探亲，我告诉太太，“能探亲了，我想回去看一看。”太太说，“再等一等，等我退休，我和你一起回去”。后来，我实在是想家想的不行，就对还没退休的太太说，“要不然，我先自己回去。”太太说，“你也别回去了，不如把大陆的太太接过来，让她在台湾住一段时间”。我很高兴太太能提出这样的建议。

图：探亲的台胞 非事件主人公

我不是每想过把老伴接过来，但是我又担心太太多想。太太如今主动提出来，我当然很高兴。我立刻给大陆老伴写信，让她来台湾团聚。

1997年，老伴来到了我在台北的家，太太表现的非常热情。然而，两三个月过去后，太太就有意见了。当时，太太白天要上班，晚上才回来。而我早就退休了，就整天陪着老伴到处游玩。时间长了，台湾太太就有点吃醋了。但是她又不好对我的大陆老伴发作，只好给我脸色看。

太太脸色一变，老伴也能感觉出来。于是，老伴趁着太太不在的时候，找到我说，“我住在你这里，是不是让你为难了？不然我就回家吧，儿子还在家里等着我呢。”我说，“这怎么能行，不知道的还以为台湾太太容不下你”。当天晚上，我把老伴想回家的事情告诉给了太太。

太太也清楚，刚来两三个月就要让人家走，还不够折腾的，太太跟我说，“你劝她再住一段时间吧！”后来，老伴为了我考虑，还是同意再多住几个月。其实，我很清楚，真正让太太感觉不舒服的，并非是我和老伴儿进进出出的问题，而是儿女们对待大陆老伴的态度。

老伴来台期间，我在台湾的三个孩子也来看望她。见面时，孩子们对老伴非常尊敬，还喊她“大妈”。如此一来，我台湾太太就矮了一头，成为了“小妈”。所以，我的台湾太太不是特别高兴，训斥孩子道，“叫妈就行了，叫什么大妈。”因为此事，三个孩子以工作忙为借口，很少来看我们。

图：台湾老照片

又过了三个月，我老伴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便启程回到了青岛。

老伴回去后，我有点坐不住了。毕竟，上一次回大陆都是1984年时候的事情了。1998年，台湾太太退休，我便动员她跟我回大陆定居。太太说，“我不跟你回去，我儿子和女儿都在台湾。”我能理解太太，她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所以我也不苛求她。

对于我而言，但凡有机会，我就会回大陆住一段时间，也是想弥补老伴。其实话说回来，我的弥补早在1982年就开始了。1982年，我和家里人联系上以后，就不断给他们寄钱。这些年，我给儿子盖了两层小楼，给孙子买车跑出租。在我的支援下，儿子和孙子的日子过得都还可以。

1999年，我又回到了大陆，和老伴聊天时说起了我想回大陆定居的事情。老伴非常大度的说，“你把台湾的太太也带回来，只要你们愿意来，我就把这套房子让给你们，我去和儿子一起住。”听了老伴的话，我很激动，我问她，“真的吗？”老伴说，“我这么大的人了，骗你干什么？”

图：家庭老照片 非事件主人公

可惜，直到柳卓寿去世，他的台湾太太也没能跟他回大陆。定居，更是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