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自成立之日就向诸侯王倾斜了
汉朝自成立之日起就内忧外患。外患，自然指的是雄踞北方的匈奴；内忧，则是穷。
刘邦为了应付匈奴，虽然百般不情愿，但还是听取了刘（娄）敬的建议，把一个宫女打扮打扮冒充公主送给了匈奴，名为“和亲”，其实就是拿女人的身体换一个脆弱且虚假的“和平”。
因为这一点，汉朝被后人诟病了几千年。
刘邦好不容易摁住了匈奴这个“葫芦”，却又浮起了“穷”这个瓢。
当时汉朝到底穷到何种程度了呢？
皇帝出行，驾车的四匹马找不到同样颜色的；三公上朝，竟然只能坐牛车。稳当倒是稳当了，可就是不太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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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末以来，多年的战争已经让国家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也是汉朝初年为何要采用“黄老之术”治国，与民休息的原因。
到了汉景帝时期，国家经过多年的休养，日子好过了。可新的矛盾又产生了。
汉朝初年，国家的主要矛盾是匈奴和穷。可到了汉景帝时期，匈奴这个外患虽然依然存在，可内忧却发生了了变化，由“穷”变成了诸侯王们的尾大不掉。
要说起这件事，根源还在刘邦身上。
刘邦家族是没有底蕴的，在当上了皇帝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愈发突出起来。庞大的地盘将由谁来镇守？这是当时尤待刘邦解决的问题。为此，刘邦开了历史的倒车，开始分封了。
这下子，汉朝广阔的疆域倒是有人镇守了，可另一个问题却出现了。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诸侯王们的地盘太大了。
如齐王刘肥，拥有73城；吴王刘濞，拥有53城，再加上其他大大小小的诸侯王，汉朝的土地几乎被分走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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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支诸侯王大军还在持续扩大中，毕竟，皇帝的后宫还是很多的，“造王”运动始终开展的轰轰烈烈。等这些儿子长大后，也都是要封王的。再这么分下去，汉朝就要被分光了。
其二、诸侯王们的权力太大了。
刘邦分封时，给这些诸侯王们的权力是可以养兵、可以铸钱，可以不为国家效力。
而汉朝呢？则需要独自抵御匈奴，独自完成国家建设，独自承担国家风险。
总而言之，这就是一批只享有权利却不需要尽义务的人。
可这又怪谁呢？
还要怪刘邦。因为刘邦当初就规定，汉朝不得干预各诸侯国的事务，除派出一个象征性的丞相外，其他一切都由诸侯王们自己说了算。而且更重要的是，汉朝不得要求各诸侯国出兵为国家作战，各诸侯国也不得主动要求替国家出战。如有违反，轻则削县，重则削郡。再重，就要削藩了。
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呢？害怕诸侯王们立下大功，动摇了皇帝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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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汉朝在景帝之前独自支撑与匈奴的战争完全就是自找的，怨不得别人。
可长此以往，就出乱子了。国家越来越穷，诸侯王们越来越富。慢慢的，实力的天平开始向诸侯王们倾斜了。
到了汉景帝时期，这种现象愈演愈烈，终于，朝中的大臣们坐不住了。于是，削藩大计被提上了日程。
可诸侯王们的反应也很快，马上就做出了反应，“七国之乱”爆发。
不过，汉景帝也意识到，像削藩这种事情还是不能做得过于激烈的，不然，从削藩得到的好处还抵不上破坏带来的损失。
因此，汉景帝虽然在表面上平定了“七国之乱”，但在实际上他还是和诸侯王们达成了妥协，停止了削藩。
汉武帝继位后，那颗早就对匈奴愤恨不已的心开始躁动。
一来，汉朝经历了汉高祖、汉惠帝、吕后和“文景之治”，攒了一些家底；二来，年轻的汉武帝血液中有着一股躁动。这股躁动从冒顿单于写信羞辱吕后，从匈奴屡屡对大汉边境烧杀掳掠之时就开始了。
可他却不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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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自己刚继位，臣民尚未归心；二来，国家的政策不允许；其三，窦太后仍然在世。
尤其是这位窦太后，别看是个瞎眼老太太，但却把持着朝廷大权，自己根本就斗不过他。
可这一切，都在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结束了。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汉武帝终于掌权了。
于是，一场已经准备了60余年的对匈战争打响了。
战争一爆发，汉武帝就就意识到，要坏事。别看“文景之治”攒了那么多的家底，可一大仗，花钱如流水。很快，过去那种“米烂陈仓、钱过北斗”的景象不见了。一旦没有了钱粮的支撑，这个仗还怎么打下去？
为此，刘彻想了一个损招，那就是卖爵位。
汉朝的爵位分为二十等，只要有了爵位，就可以既不服兵役，也不服徭役，虽然没有工资，但每逢年节，国家还会有一定数额的补贴。一次投资，世代受益，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因此，汉武帝卖爵位这个口子一开，老百姓们纷至沓来，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粮。很快，过去那空得连老鼠都掉眼泪的国库再次充实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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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老百姓都不白给，在他们看来，买了爵位肯定不赔本。因为爵位能传辈，怎么着都不赔钱。
老百姓们不白给，汉武帝就更不白给了。他很清楚，卖爵位就是在饮鸩止渴。朝廷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快速积累财富，可却是个短期效应。
如果那些有了爵位的老百姓们从此之后再也不用服兵役，再也不服徭役了，那谁去打仗？谁去搞国家建设？
汉武帝决定不遵守承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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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汉武帝也不敢明着不守承诺，他又出了一个损招，那就是给有爵位的人封官。爵位高的人当小官，爵位低的人当小吏。
在封建社会的任何时期，能当官都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当消息传开之后，那些购买了爵位的人觉得，还是跟着汉武帝干有前途。花一次钱，享受两次待遇，这个老大今后跟定了。
可事到临头，这些人却傻眼了。小官、小吏确实当上了，可工作地点和工种却让他们大呼上当。要么是分配到上林苑养花种草，要么是分配到朔方修筑城池，要么是被分配去挖昆明池，要么是成为一名光荣的边防军。这哪里是来当官啊？这不还是服兵役和徭役吗？
为此，大家纷纷表示不满。可负责接待他们的人却说，皇帝说了，让你们来当官就是干这个的。谁说当官就不能当兵了？谁说当吏就不能养花种草了？
有一些脾气倔的人当场就不干了，表示这个官不当了，回家。
要想不干了回家也行，把罚款交了先。
这下子，汉武帝在民间的名声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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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也知道自己这件事情做的不咋地，他也知道薅羊毛不能仅着一只羊来薅的道理，要是把普通老百姓们这只羊的毛都给薅光了，他们非铤而走险不可。于是，他把目光对准了商人。
在封建社会，商人活得都苦不堪言，虽然家财万贯，可连一件好衣服都不敢穿；虽然骡马成群，可连马拉的车都不敢坐。属于有钱没有地位的弱势群体。
有了上次对付老百姓们的经验，汉武帝这次对付商人就策略得多了。
要论钱多，自然是商人了。汉武帝在对付商人之前，先从货币的发行权入手。
他可不像他的爷爷汉文帝那么傻，把国家的铸币权都交给了个人，而是下令，废除汉文帝时期发行的三铢钱（荚钱），改为发行半两钱。
可如此一来，屯有大量三铢钱的商人们要做的首要之事就是兑换，否则，荚钱就不能花了。
通过这一次兑换，汉武帝挣得是盆满钵满。
汉武帝砍向商人的第2刀是把盐、铁的售卖权收回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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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汉武帝做的很巧妙，他并没有直接把盐铁的售卖权收回国有，因为这么做是没有文化的表现。
那汉武帝是怎么做的呢？
他把当时汉朝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大铁商孔仅、大贸易商桑弘羊给收编了。
封东郭咸阳为大农丞，专管国营盐务；封孔仅为大农丞，专管铁务；封桑弘羊为治粟都尉，专管为国敛财。这三个人的直接领导是谁？御史大夫张汤。
三个行业专才加上那个黑了心的张汤，那国库还能不充盈起来？
待到把商人也搞定了，汉武帝觉得，是不是到了该对那些诸侯王们动手的时候了？
皮币荐璧
在陕西省西安市，地跨长安区、灞桥区、蓝田县两区一县的灞河、浐河之间，由一个地方叫做白鹿原。该地以盛产白鹿出名，故名之。
所谓白鹿，其实就是麋鹿。早在秦末，这里出产的白鹿就已经史有记载。我们看过的连环画《指鹿为马》中画的都是一只梅花鹿，其实不对，赵高让人牵来的是一只出产于白鹿原的麋鹿。
白鹿原在秦汉之际属于上林苑的地盘，里面成群结队的白鹿让汉武帝动了心思。如果把白鹿皮当作一种货币，价值是否会凭添几十倍甚至百倍？
于是，中国历史上的皮币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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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命令匠人把上林苑的白鹿皮进行加工改造，发行鹿皮币。这种皮币正方形，边长是约21.35厘米。再加上宫里能工巧匠独特的防伪工艺，不怕任何人造假。
更重要的是，这种皮币只能宫廷制造，别人要想仿制，先别说那些巧夺天工的防伪手段，就说要潜入上林苑，去偷猎白鹿就要冒着生命危险，不值得。
那么，这一张皮币值多少钱呢？面值是四十万钱。
这下子，商人们又哭了。
当时，每逢朝廷要采购，就拿出这种鹿皮币来交易。可这个面额确实也太大了，商人们根本就找不开。即使找开了，那铜钱的数量也是惊人的，太不方便。
可汉武帝有办法，他早就想好了对策，在发行鹿皮币的时候，他就命人造出来了三种银币：
大钱龙纹，圆形，面值三千钱；中钱马纹，方形，面值五百钱；小钱龟文，椭圆，面值三百钱。
商人们也只能含着热泪用铜钱买了这些大面额的银币。这一来一去，汉武帝自然又是大发其才。
既然如此，那商人们可不可以用皮币来代替货币缴纳税赋呢？
理论上是可以的。可在当时，没人愿意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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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汉武帝还有其他命令，那就是诸侯王们来长安祭祀、朝见，一定要用皮币加玉璧进贡。而这种皮币，朝廷是不卖的。要想买，只能找商人。
商人们一看，有接盘侠啊！也就捏着鼻子认了。
而那些诸侯王们呢？明知道汉武帝是在坑他们，可又能怎么办呢？
就这样，汉武帝通过皮币荐璧从诸侯王们手中套取了大量钱财。
另外，皮币荐璧还有其他一层意思。
按照古制，采用皮币荐璧是在表示投降的时候采用的一种礼制，汉武帝就是要用这种方法让诸侯王们向自己输诚，谁要不皮币荐璧，谁就是反叛。
加持了这么一层意义，哪怕诸侯王们再不乐意，再心疼钱，也只能乖乖听命。
可如此一来，就苦了那些白鹿了。我国麋鹿种群之所以灭绝，就是汉武帝干的坏事，开了一个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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酎金制度
要说酎金，还真不是汉武帝搞出来的。在汉文帝时期，这个制度就存在。
每年的8月份，各地的诸侯王和列侯们都要赶赴都城，参加每年一度的在高祖庙的祭祀活动。为了表示对祖宗的虔诚，大家自然不能空着手来，都要携带黄金前来纳贡，以表达自己对祖先的崇敬之情。
当然，朝廷也不会白要你的。
作为回报，朝廷会为每位前来拜祭者准备上好的美酒，古人称其为“酎”，加之祭拜时需要以黄金为礼，因此该制度被朝廷称为“酎金制度”。
那么，酎金的具体数量是多少呢？有没有标准呢？
按照汉文帝的规定，诸侯王和列侯都要按封国人口数献黄金助祭，每千口俸金四两，余数超过五百口的也是四两，由少府验收。也就是说，每一千户需要助祭黄金四两。
经过后世的考古验证，这个数量是正确的。
因为在2016年3月出土的海昏侯墓地中发现了大量的黄金，在一块金饼下刻有一行墨字“南海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
海昏侯的食邑是四千户，结合每千户酎金四两的记载，正好符合一斤（那时候一斤16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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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在元康三年，海昏侯由于遭到大臣批评，失去了酎金的资格，这笔酎金也只能留着自己用了。
在汉文帝时期，酎金是联络诸侯王、列侯与汉朝感情的一种手段，可到了汉武帝这里，就变了味道了。
要助祭，那助祭的黄金无论在数量上和成色上都要符合标准。可时间一长，诸侯王、列侯就有意见了。毕竟，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于是，数量不足，成色不好的黄金也被用于助祭。汉文帝为人厚道，对这种事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汉景帝虽然刻薄了一些，但也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对诸侯王和列侯们发难。
可汉武帝则不然，这不正是削除诸侯王和列侯们实力，把权力收回国有的大好机会吗？
因此，汉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酎金失侯” 事件发生了，不仅106位列侯被削掉了爵位，还有一批诸侯王被削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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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恩令
一般来说，阳谋都是无解的，不然，也不会堂而皇之的公布与众。推恩令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汉朝虽然有二十等爵位，但能够与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相提并论的仅有诸侯王和列侯。
汉朝初年，并没有诸侯这个名词，只有诸侯王和列侯。
这是因为，诸侯王仅能分封给与皇帝具有血缘关系的人，而列侯是分封给异姓的。
列侯原来叫彻侯，可由于避汉武帝刘彻的讳，改为通侯。后来又不行了，因为刘彻字“通”。
古代，讲究的是名贱字贵，既然贱名都要避讳，那贵字自然也要避讳。于是乎，通侯就变成列侯了。
到了汉武帝推行推恩令的时候，那些新封的侯爵该叫什么呢？列侯自然是不行的，因为这样血缘就乱了。汉武帝就把诸侯王的“王”字去掉，称作诸侯。因此，在汉朝，凡是称诸侯的，都是皇帝的同姓。
汉朝的诸侯王们多多，诸侯王们的后宫多多，儿子自然也就多多。按照封建社会继承人只能是嫡长子的规则，其他儿子只能靠边站，老子偌大的家产和地位只能由一个人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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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就引起了这批人的不满。
可不满归不满，这可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规矩，改变不得。
可这个制度造成了诸侯王的权力和皇帝们一样，都是集权制。
要说只有皇帝一个人集权也就罢了，各诸侯王都集权，这问题就大了。
于是，一次由汉武帝主持的分家仪式启动了。分家的原则是，只要是诸侯王们的儿子，都有一块封地。
按理来说，分家这种事情由诸侯王们自己分不就得了。可汉武帝却偏要插手，在他看来，如果是诸侯王们主持分家，那些得到实惠的儿子们会感谢谁呢？自然是感谢他们的老爹。
而如果是皇帝主持分家，那他们要感谢谁呢？自然会自己了。因为这是皇帝封给他的，而不是自己的老爹分给他的。
可这一分家不要紧，虽然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汉武帝还是被惊呆了，这些诸侯王们也太能生了。如果每个儿子都分封列侯这种级别的侯爵，任何一个诸侯王的封地都不够分的。
于是，侯爵开始贬值了，一套全新的侯爵体系出炉了。这就是县侯、乡侯、都乡侯、亭侯、都亭侯、关内侯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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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都乡侯和都亭侯，就是爵位前面不带有封号。没有封号，就意味着没有地盘。
这下子好了，十里一侯爵，侯爵数量的增多使得诸侯王们的集权不见了。没有了集权，诸侯王们还哪里来的实力与汉武帝抗衡？
汉武帝通过皮币荐璧、酎金和推恩令这三个阳谋，逐步把分散在诸侯王们手中的权力收回国有。
从目的性上来说，汉武帝的做法是成功的，可在手段上来说，却有些不顾脸面，吃相有些难看。
可对于汉武帝来说，面子是不重要的，里子却是重要的。没了里子，他拿什么与匈奴抗衡？没了里子，他如何才能树立起大汉朝不可动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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