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的勾践服7年苦役，还为夫差尝粪？别再被吴越战争的戏说欺骗

本期话题从公元前494年的夫椒之战，直至公元前473年勾践灭吴，在这长达20年的时间里，吴国重臣伍子胥曾经3次劝谏吴王夫差不要北伐齐国，应该南下伐越。但是这三次劝谏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夫差的拒绝。有人说这是因为夫差好大喜功，对身后的越国缺乏警惕，可《史记》中明明记载夫差曾经亲口对孔子的弟子子贡说“勾践准备向我复仇，我必须先收拾了他才能北伐齐国”。为什么伍子胥的伐越建议夫差却不愿听取呢？究竟伍子胥的这些建议里有哪些问题呢？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在太湖夫椒山大败越军之后，伯嚭与伍子胥就是否接受越王勾践的议和请求吵得不可开交。伍子胥以最严厉的口吻警告夫差：

“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句践贤君，种、蠡良臣，若反国，将为乱。”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倘若对春秋的政治文化不甚了了，很可能误将伍子胥口中的“灭越”想象作秦始皇击灭六国那样的行为——尽数吞并越国的土地，将越王勾践处死或者贬为庶民。

但这种绝其国嗣、毁其社稷、有其土地的灭国方式在春秋时代是极其罕见的，更不能随意套用在吴越争霸的历史事件上。

吴越争霸的这段历史中有这样一道独特的景观值得我们仔细玩味：无论吴王夫差的智囊伍子胥与伯嚭，还是越王勾践的谋主范蠡和文种，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楚国人。

这显示出了楚国对吴、越两国政治文化的强烈影响。也因此，吴越两国的争霸逻辑、灭国行为都逃不出楚国的既有范式。

作为春秋时期吞并小国数量最多的国家，楚国的灭国方式同秦灭六国大相径庭。

简单地说，就是楚国不会彻底消灭这些国家的政权。相反，武力征服之后，楚国会在原址或者迁址重建这些国家的社稷。

先灭国再重建，楚国为何多此一举呢？

灭国重建可不是推倒了积木再堆起来这么儿戏的事儿，它具有非常严肃的政治意义和法律内涵。

楚国吞并的这些国家绝大多数是周天子封建的诸侯国，就跟周成王封建楚国开国君主熊绎一样。这些国家与楚国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大家都是周天子的藩属。

但楚国消灭这些国家之后，再以楚王的名义授权他们重建，他们与楚国的关系便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既然这些国家的新治统来源于楚王而非周天子的授权，他们就不再是周天子的藩臣，而是楚王的私属。

也就是说，只要经历过灭国重建这个环节，楚国就从法理上实现了对这些国家的征服，他们的国君与与楚王的关系遂由原来的同列变为君臣。

在春秋时期楚国发动的众多灭国行动中，与夫差灭越最相似者当属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吞并郑国的案例。那一年，郑襄公因架不住楚军的强大攻势，被迫向楚庄王乞降。

《史记》载：

三月，郑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门，郑襄公肉袒牵羊以迎曰：“孤不能事边邑，使君王怀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君王迁之江南及以赐诸侯，亦唯命是听。若君王不忘厉、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絶其社稷，锡不毛之地，使复得改事君王，孤之愿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听。”

——《史记·郑世家》

郑襄公所说“迁之江南”，意思是他预料楚庄王可能在灭国之后，将他和郑国公族迁至楚国腹地，重建社稷。相对于这样的安排，郑襄公更希望能够以谦卑的乞和姿态博得楚庄王的怜悯，同意他就在原址向楚国称臣。

郑襄公向楚庄王乞和的时候肉袒牵羊。无独有偶，根据《国语》的记载，越王勾践战败后向吴王夫差卑辞请和，也曾按照郑襄公战败的礼仪亲自为夫差牵马。勾践说：

“勾践请为臣，妻为妾。”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这就是表示他愿意按照楚式灭国的办法重新定义吴越两国的邦交关系，委身为吴国的臣属国。

至于汉朝人编撰的《吴越春秋》上说勾践此后入吴，为夫差服了7年苦役，甚至亲自为夫差尝便，那是根据后来秦灭六国的情形，误读《国语中》勾践“亲为夫差前马”的投降礼仪，并添油加醋进行演义的结果，不可能是春秋灭国行动中的真实历史。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看看，后来勾践逆转翻盘，战胜夫差，他是怎么对夫差说的：

“吾置王甬东，君百家。”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这也是要在灭国之后，重建吴国的社稷。所不同者，前一次勾践请求夫差允许越国在原址重建，而后一次他却要求夫差要迁址建国。

如果我们从灭国重建的角度去理解伯嚭与伍子胥在公元前494年对越议和时的争论吴国夫差，就会发现，两人的根本分歧不在是否彻底灭绝越国的国嗣——这是违反礼制规定的，注定不能实施——而在有没有必要全面占领越国的故土，让它迁址重建。

伍子胥是强烈要求这样做的，但伯嚭对此表示反对。

灭国之后究竟是在原址重建还是迁址重建，从楚国既往的灭国经验看，这取决于亡国的旧址是否具备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

楚国曾经吞灭的权国、申国、息国、蔡国等诸侯，因为坐落在楚国对外扩张的重要交通在线，所以灭国之后被迁往楚国腹地进行重建。而像随国这样次为重要的国家则在原址沦为楚国的附庸。

现在伍子胥与伯嚭就是否应该对越国实施迁址重建计划爆发激烈争论，背后所反映出的，实际上是他们二人在思考吴国对外扩张的战略方向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伍子胥的意见是要南下，全面占领越国故地，巩固吴国在南方的势力范围。而伯嚭的意见与他正好相反，他主张吴国应该将战略扩张的重心转向北方，先伐齐国，进而夺取中原霸权。

从历史的后续发展看，显然伯嚭的北上战略最终得到了吴王夫差的支持，也因此，夫差与伯嚭成了“昏君”与“佞臣”的代名词。可要是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历史场景，设身处地地替夫差想一想，他支持北上、否决南下，其实是情有可原的。

吴越两国的政治文化既深受楚国的影响，吴国此时又因破楚入郢而取代楚国成为南方第一强国，参考楚国从前的扩张战略，北上中原、争霸问鼎乃是题中必有之义。

事实上勾践灭吴之后也同样选择了北上争霸，吴、越的崛起与争霸都是沿着楚国的故辙在前进。

那为什么勾践北上之前要执意先行占领吴国故土，而夫差北上之前却没有对越国做同样的事情呢？

我想，这里面大概有两点原因：

首先，夫椒之战后，勾践对吴称臣的前提就是要保留越国的固有领土。《国语》说：

“若以越国之罪为不可赦也，将焚宗庙，系妻孥，沈金玉于江，有带甲五千人将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带甲万人事君也，无乃即伤君王之所爱乎？与其杀是人也，宁其得此国也，其孰利乎？”

——《国语·越语上》

勾践明白无误地表示，如果吴国要全面占领越地，对他实施迁国重建计划，他就拒绝臣服，血战到底。

与勾践拼个鱼死网破，这个代价太大了。代价大不仅因为吴国的国力、兵力俱为有限，对楚、对越两线作战支应不敷，同时还因为越地不在吴国的战略主攻方向上。

对夫差来说，要成为一个让天下人都认可的霸主，他的舞台只能在北方，他的对手只能是齐、晋。至于南平百越，虽胜而不足以为功。

不信的话，看看《史记》就知道了：吴起为楚国令尹，南平百越，拓地千里，司马迁在《楚世家》中连一个字的记载都没有——这就不值一提。

所以伯嚭才会对夫差说：

“嚭闻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

——《国语·越语上》

伐越应当适可而止，不值得在勾践身上消耗更多国力。

但反过来对勾践说，情形就完全不一样。越国要北上争霸，吴国正挡在他的必经之路上。不占领吴地，不把这条北上走廊打通，勾践的争霸战略无从实施。因此夫差对越外交的态度不同于勾践对吴，说到底是两国的地缘政治特征使然。

其次，根据《史记》与《国语》的记载，夫差屡次北上伐齐，伍子胥都会事先对他进行谏阻，都会强调先行灭越的重要性，但夫差始终拒绝他的建议。

在后来人看，夫差似乎刚愎固执，瞽目盲心。但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伍子胥谏阻夫差的动机，他真是全心全意为吴国和夫差出谋划策吗？恐怕不尽然。

《吴越春秋》载：

十二年，夫差复北伐齐。越王闻之，率众以朝于吴，而以重宝厚献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赂，爱信越殊甚，日夜为言于吴王，王信用嚭之计。

伍胥大惧，曰：“是弃吾也。”乃进谏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辞伪诈而贪齐，破齐譬由盘石之田，无立其苗也。愿王释齐而前越，不然悔之无及。”

——《吴越春秋·夫差内传》

对越议和的政策主导者是伯嚭，北上伐齐的战略主导者还是伯嚭。夫差伐齐，屡有斩获，伯嚭也因此越来越受到他的信任，而这就意味着伍子胥在吴国政坛被日益边缘化了，所以他害怕，他说“这是君王要抛弃我了”。

谏阻北伐，抛出“越国威胁论”的议题，伍子胥谋国之余，更是要藉此刷存在感，重新争取夫差的信任。也正是看穿了这一点，伯嚭才会在夫差面前揭穿伍子胥吴国夫差，指责他谏阻北伐是暗藏私心：

“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强谏，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

——《史记·伍子胥列传》

事实上，夫差北上伐齐，对身后的越国不是没有警惕。公元前484年，子贡南下吴国，游说夫差伐齐救鲁，夫差是这样答复他的：

“善。虽然，吾尝与越战，栖之会稽。越王苦身养士，有报我心。子待我伐越而听子。”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伐齐救鲁不是不可以，但你得等我先把勾践打服帖了。”这是勾践最担心的事儿。因为大夫逢同早就提醒过他：

“国新流亡，今乃复殷给。缮饰备利，吴必惧，惧则难必至。”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卧薪尝胆，积极备战。一旦让夫差看出越国有对吴复仇的征兆，他必然会抢先对动手，将越国掐死在羽翼丰满之前。因此，伍子胥并非没有机会说服夫差南下伐越。但说服夫差的前提是，你得拿出勾践反吴的证据来。可伍子胥是怎么对夫差说的呢？

“越王句践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其众。此人不死，必为吴患。”

——《史记·吴太伯世家》

勾践生活简朴是事实，爱护子民也是事实，但这就一定表示他会反吴吗？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呢？

至少伍子胥的手上没有这样的证据，勾践也不会轻易让他抓住自己的把柄。

就比如公元前484年子贡南下，与夫差商议伐齐的这件事。夫差告诉他，自己对勾践可能的报复行动非常担心，必须先伐越国，再行北上。子贡在了解了夫差的真实想法以后，下一站访问越国，便对勾践做出了这样的建议：

“今王诚发士卒佐之徼其志，重宝以说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现在吴王不是对越国不放心吗？那好，吴王北伐，越国出钱，出人。这不就跟今天安倍政府奉承美国人的套路一样儿一样儿的吗？特朗普总统会因此怀疑日本的忠诚吗？

是，伍子胥的“越国威胁论”无疑显示了他准确的战略预判能力，但遗憾的是，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会因为一番全无证据的分析而做出重大的国策调整，更不会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开罪自己的盟邦。

“越国威胁论”口说无凭，北伐战争却节节胜利。吴王夫差的注意力日益被引向遥远的齐鲁大地。而在他背后，卧薪藏胆的勾践悄悄抽刀出鞘，他复仇的机会，终于要来了。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徐元誥《国语集解》

张觉《吴越春秋校注》

田成方《春秋时期楚国宗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