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江南春》该怎么解才好?——与孙绍振先生商榷

文化 网编 2023-03-09 19:44 193 0

  杜牧《江南春》该怎么解才好?

  ——与孙绍振先生商榷

  悠 哉/文

  说起孙绍振教授,他在中学语文界算是赫赫有名了,其大著《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修订版问世后,影响不算小呢。然而,我拜读之后,每每感觉如鲠在喉,原因是:书中各篇创见与谬见参差,质量高低不均匀。再则孙教授的“细读”细致有余而高度欠缺。确切地说,他的分析欠缺美学高度。

  杜牧《江南春》原诗如下:“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上书中,孙绍振先生作了颟顸的美学解析:

  楼台和烟雨是局部,而前面的千里莺啼和水村山郭、四百八十寺,则是大全景。全诗形象的中心是楼台和烟雨。很明显,对于楼台和烟雨,作者不满足于华美的印象,他先是总体感受(四百八十寺,是一个目测),然后把它们笼罩在江南特有的烟雨之幕中,玩味、发现、感叹。因为烟雨之中的朦胧,让诗人发现了佛寺之美,其特点是有点飘渺、超凡脱俗的。接着,诗人将这种美的欣赏转化为历史的感叹,南朝已经灭亡了,但寺庙的美并没有变化。

  能这样读解吗,这首绝句?

  窃以为,万万不可的。

  首先,“楼台和烟雨”与“千里莺啼和水村山郭、四百八十寺”的关系,怎么会是“局部”和“大全景”的关系呢?它们出现于一首诗作中,无非是诗歌意象而已,何来这种关系呢?试问:四百八十寺不可能建筑在一起,而只能是分开的,零零散散分布于水村山郭酒店之间。那么,悠哉称它们是“局部”的,而成片的“烟雨”反倒是“大全景”,岂不是更妥贴吗?由此可见,孙绍振显然是在胡说八道!

  其次,“四百八十寺,是一个目测”,这也是胡扯嘛!如孙绍振引述过的,杨慎批评杜牧量词使用不当,建议改为“十里莺啼”,此说遭到何文焕的断然反驳:“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听得着,看得见。” 借此悠哉也驳斥孙绍振说:“你瘟了头吧?四百八十寺,谁个能目测得到呢?”

  除非那人像孙悟空,眼睛具有特异功能,否则分散布局的四百八十寺,他岂能“目测”之呢?

  再次,“诗人将这种美的欣赏转化为历史的感叹,南朝已经灭亡了,但寺庙的美并没有变化”,这话也解错了。孙绍振不谙熟杜牧的佛教观,故有此颟顸的解读。

  杜牧,字牧之,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死于宣宗大中七年(853),京兆府万年县人。他出身于“城南韦、杜”的世家望族,先祖杜预在晋朝封侯,祖父杜预、堂兄杜悰任过宰相。杜氏家族不仅门第显傲,而且具有优良的家学渊源,杜预的《左传集解》、杜佑的《通典》,乃是赫赫有名的著述。登科入仕后,杜牧立志用世,关注武事,留下《战论》、《守论》等军事著作,曾写下“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等述志诗;遗憾的是,晚唐宦官擅权、藩镇割据、异族凌侵的黯淡现实,使他的满腹抱负灰飞烟灭,只能诗酒放诞,郁闷地打发漫漫时光。

  值得关注的是杜牧对佛教的看法,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如何解读《江南春》绝句。

  会昌五年(845),武宗下诏毁禁佛教,原因有二:一是庞大的寺僧拥有大量土地,不纳赋税地鱼肉百姓,成为社会经济一大问题;二是道教与佛教的冲突加剧。唐朝奉道教为国教,在道士赵归真等的劝诱下,武宗终于下诏毁禁佛教,“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 。杜牧对此持何种态度呢?在宣宗大中年间,他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详细记载武宗毁禁佛教之事,表示热烈赞同,还揭露了官宦们舍财奉佛是出于“买福卖罪”的卑阴心理。具有如此主张的人,岂能赋诗抒发“佛寺之美”耶?

  于此可见,这是望文生义所带来的一种误读。

  那么,《江南春》绝句作何解?以下悠哉放开眼光分析一番:

  第一,“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这两句紧扣题目“江南春”,描绘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江南春景。但凡下过江南的北方人,莫不为此等图景所陶醉,前人白居易留下“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忆江南)等名句。但是杜牧此诗与白居易的作法不同。杜牧这首诗是写景、感怀兼咏史之作,内涵较白诗的开阔许多,同时也厚重了许多。这点必须明显。孙绍振的解读误区,就在于看不到这点,给理解狭隘了,同时理解浅显了(单纯地理解成欣赏雨景之作)。

  实际上,这是杜牧绝句的惯用手法,类似的还有《赤壁》、《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和《江南怀古》等,引述两首如下: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

  烟笼寒水月笼纱,也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江南怀古》)

  以上两首绝句,前者涉及本朝史事,后者涉及前朝史事,其共同特点是:作者借古喻讽,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诗人慨叹国事日非而权贵们竟毫不挂怀,只贪一己享乐:“妃子”代指皇家奢华,“酒家”代指豪门官宴(能够在酒家摆阔的自然是富豪和高官。杜牧作为一员闲官,也凑趣地参与其中,但他心中怅闷无奈,这是不言而喻的。一位忧患国事的才子慨叹人心麻木,乃是《江南怀古》诗的美学价值所在。孙绍振正确指出:“欢乐(歌女和歌曲)和悲哀(诗人为歌女,更为时事)交织,历史和现实的感喟就深沉了……杜牧身处晚唐,借古讽今,忧国忧民,以文采和情采交织感人。” 奇怪的是,他到赏析《江南春》时竟出现盲视,可见“解诗是难的”啊!

  《江南春》与它们题材相近,杜牧巧借南朝佛寺的兴衰,感慨国事的风雨飘摇,政局不稳,犹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换言之,悠哉认为“烟雨”的意思近于“风雨飘摇”,于是我们豁然明白杜牧诗不着痕迹的讽喻意味:南朝佛寺历经“武宗毁佛”事件而“楼台”依然不倒,这意味着皇朝堪忧,命脉不长矣!果然,还不到50年,大唐江山便改朝换代,杜牧所忧患的成为了现实!古人云:“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杜牧这首诗的妙处在于不可凑泊处和不落言筌处。

  第二,这首绝句的观察方法很有特色,在解读王维名诗《使至塞上》时悠哉提到:古人观察景致的方法有“定点观察”与“移动观察”之区别。例如,《使至塞上》和《江南春》属于后者,而《登鹳雀楼》、《登幽州台歌》等属于后前者。此外还有“以大观小”、“以小观大”等。我在解读《使至塞上》时拿它与《江南春》作了比较,进而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王维诗中的‘塞上’与上述诗中的‘江南’相同,也是一个泛指概念,谓之‘方广千里’可也。”

  于是涉及一个重要问题:杜牧是在何种情形下创作《江南春》绝句的?

  翻查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缪钺《杜牧传》等研究论著,发现学术界对此作了回避,或者说他们弄不清楚这个问题。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就未将其纳入编年诗。值得重视的是释圆至在《唐三体诗?卷一》中称:“此诗盖杜牧之赴宣州时,纪道中所见。” 此乃世外高人之洞见,犹如拨云见日,道出俗辈所暗昧者,可谓深契吾心矣!孙绍振之所以解得颟顸,就因为他不懂得杜牧是何种情形下著此诗的。

  对照查看缪钺《杜牧传》,知杜牧26岁登科,此后跟随沈传师到江西、宣州作幕僚,“十年为幕府吏”,其间游历过江南。42岁时,他由黄州迁池州刺史,再迁睦州刺史,长期游宦江南。武宗颁发毁佛圣旨时,杜牧正任池州刺史。闻听这道喜讯,他兴奋地赋诗《皇风》,赞曰:“仁圣天子神且武,内兴文教外披攘。以德化人汉文帝,侧身修道周宣王。”给予了很高、很大的期望。睦州刺史任满后,杜牧赴长安就任司勋员外郎,途经金陵。那么,在这次行程中,他有感而发作此绝句,是否可能呢?窃以为,也是有可能的。

  不管圆至和尚主张的“赴宣州时,纪道中所见”,还是悠哉设想的途径金陵时有感而发,反正它作于旅途中,这点是可以断定的,万难动摇得了。

  或问:“如此肯定它作于旅途中,莫非你是受了圆至的诱导?”

  答曰:“不是的。我从分析诗作得来。”

  如前所述,在解读《使至塞上》时,悠哉称它作于王维赴凉州旅途中,而非如莫砺锋所论抵达凉州时所作,乃是因为:“塞上”、“江南”皆为泛指的概念。何文焕锐利指出:“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

  第三,研究者在注释“四百八十寺”时,都引述《南史?郭祖深传》中的记载:“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这显然是不妥的。既然杜牧乃道中所见景致,那么与“都下佛寺”(即金陵的佛寺)就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只能说“部分地包含”。从这个角度看,“水村山郭酒旗风”诗句有深意存焉,很值得读者细加玩味。

  试问:这是描写金陵的都会景致吗?

  显然不像嘛!

  准确地说,它描写的是诗人经过官道时,游目打量周遭,所见到的若干小景致:河畔村落(“水村”)、山脚城墙(“山郭”)、酒店(“酒旗”),还有下句提及的佛寺(由于是远观,诗人难睹全貌,仅仅望见“楼台”)。一处处景致虽然很小,但是与沿途矗立的一座座佛寺楼台串联在一起,就组成一幅“图画长卷”式的大景致了。这就是何文焕所谓“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的深意吧!

  孙绍振解诗能力欠佳。他悟不出其中奥妙,只得胡乱地颟顸解读了。

  《江南春》既是千古流传的名诗,那么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首先,在于借古喻讽,寄慨遥深。它的立意不专写景,而且渗入抒情和咏史,达到言浅意醇的美学效果。袁枚《随园诗话》曰:“诗有极平浅,而意味深长者。” 《江南春》就臻于此等美学境界。

  其次,巧用数字。唐代李白善用数字,例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白发三千丈”、“天台四万八千丈”等。杜牧也善于用数字,例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桥明月夜”、“十年一觉扬州梦” 等。

  再次,借助江南雨景渲染幽静朦胧的意境,营造出感伤的情调美。晚唐“小李杜”齐名,他俩擅长此道。悠哉在《燕园梦》里以李商隐的《春雨》为例,谈到李商隐诗歌的美学特质,兹引述如下:

  蓦忽想起日前所读李商隐《春雨》,他尝试着默诵起来:

  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

  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

  还想往下背,却记不起尾联。怎么也记不起来。

  咿呀,怪哉怪哉!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糟糕,真糟糕哦!

  他拿手指敲叩大锛儿头,恼恨地敲敲叩叩:“笃笃笃!笃笃!笃笃笃!”试图叩醒处于睏滞状态的脑壳,却是无济于事,仍然记不起来。眼下恰好遭逢一场春雨,可算对上榫头了;“红楼”一词又是何等自然,可谓“秃子当和尚——现成的”。惜乎首联和眼前的情景不大吻合,叹叹!若改为“怅遇新春淫雨霏,京华寥落意多违”呢?……呣,呣,这样改来就妥帖了……嗐,嗐,别混想了!你呀你,简直是瞎扯蛋!简直是扯卵蛋哟!妄窜前人诗句,真可大发一噱矣!可笑呀可笑,实在太可笑了!呃,呃,且慢,且慢……究竟这首诗的尾联,你还记得起来吗?苦思冥忖了一会儿,仍然无济于事。咳,这可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喽!……想到这儿,他摇了摇头,不禁自叹自笑。窗子外边,雨下紧啦雨下紧啦雨下紧啦……他搁下手里的汤勺,又朝街对面痴痴眺看,仰望着荦荦然屹立的红楼。在白闪闪的雨丝映衬下,红楼冷冷地发着暗红色光泽。白色。红色。白色。红色。白色。红色。两种色调经过对比调和,竟焕发出一种奇异的、难以形容的美学效果。李商隐这首诗,好处在于它的颔联和颈联。嘿呀呀,真叫人击节叹赏啊!李商隐最善于使用比兴和象征,在诗中多作凄清奇谲之语,极注重氛围的营造,意境清幽且绮丽。再有呢,他偏爱描写雨雾中的景致,借以抒发浓到骨子里的那份愁怨和惋伤。莫名的愁怨,无力的惋伤。比如:“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飒飒春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多病竟无聊”……他暗自赏诵,同时默自忖想:“楚雨含情皆有托”诗句的“有托”二字,实乃着紧处,该细细咂玩才是呀!真正的好诗,须有所寄托才是。“红楼隔雨相望冷”这句呢?嗯嗯,更加好了!嘿嘿,委实妙哉!套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话说:“著一‘冷’字而境界全出矣。”李商隐终究是趣人也!其诗大妙之一,是耽溺于抒写雨中残败景致,带着无力的伤感,意境凄幽且朦胧,例如:“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他和贾宝玉俨像,分明是“行为偏僻性乖张”这一路的嘛!嘿嘿,妙呀妙!……红楼隔雨相望冷……相望冷……不,不!你没有死去!你依然活着,活得好好的!……眼前的红楼,这苍老的巨人,顶着风冒着雨屹立在那儿……你呀你呀,傲傲然兀立近八十年啊!……雨越下越紧啦越下越紧啦……红楼隔雨相望冷……相望冷……相望冷……相望冷……雨越下越紧啦越下越紧啦……红楼隔雨相望冷……相望冷……相望冷……相望冷……雨越下越紧啦越下越紧啦……红楼隔雨相望冷……相望冷……相望冷……相望冷……风助雨势,春雨狂暴地扫过屋顶,又狂暴地反弹起来,散成一片薄雾般的湿气。他凝起两枚瞳眸,隔着潇潇春雨,与他深情地相望。蓦忽忆起去年初秋做过的红楼梦来。嘿嘿,你呀你呀!不料你竟闯入我梦中啊!如此说来,咱们俩的缘分,可真不浅喽……想到这儿,亢然奋激矣。他不觉猛力拍打餐桌,纵起高声呐喊:

  “嘿——呀!妙——哉!”

  众食客未曾防备,陡陡吃一惊吓。俨像奋臂甩出支支飞镖,目光们朝他纷然猛掷,携带一枚枚问号。

  这种哀伤诗歌,雅奏出“末世之音”的迷离旋律,成为典型的晚唐诗歌情调。

  李商隐如此,杜牧难道不是这样吗?李商隐有诗《杜司勋》赠给杜牧,诗曰: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

  能够当得起“人间唯有”之推许,应当说是超卓不凡了。值得注意的是“高楼风雨”和“刻意伤春”四个字。悠哉在上文中主张:杜牧诗中“烟雨”近于“风雨飘摇”,隐喻政局不稳,李商隐恰是从这角度来理解的。

  你再细细揣摩,“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所传达的,不正是诗人刻意伤春的情怀么?

  杜牧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伤春,而是刻意地伤春。

  在《江南春》绝句里,氤氲着一种感伤美,典型的晚唐诗歌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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