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书《中国崛起策》连载一
目 录
序
中国崛起策一
从中美经济共生体谈起 /001
有经济学家认为，世界经济格局中已出现中美经济连体婴儿的现象。于是问题出现了：美国何以能持续地、长时期地消费各国产品？美国内需增长的驱动力在哪里？中国经济又该如何顺势而为呢？
中国崛起策二
中国的地缘困境和西部突围 /008
中国地缘形势十分复杂。观察我国漫长的边界线，西部是我国战略空间上最好的出口。从西部边界出发，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强大，运用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发展睦邻友好的国家关系，应该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之一。
中国崛起策三
中日关系与中国崛起 /012
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揭开了和平崛起的序幕。中国当前总体的战略是：排除一切干扰，抓紧一切有利时机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和看待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呢？
中国崛起策四
中国对美大战略的初步探讨 /028
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对华政策讲话，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对华政策新思维。这表明，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中国在全球性事务中的伙伴地位，没有中国的参与许多世界性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
中国崛起策五
合纵连横下的世界战略格局 /035
合纵与连横是中国战国时代著名策士苏秦和张仪根据当时的时局提出来的两套针锋相对的战略策略。当今世界局势在某些方面有些类似战国时期的局面：美国独大，其他国家都无法单独抗衡美国霸权，此种情况下世界格局在合纵连横的形势下将如何变化？
中国崛起策六
新思维下的中国大战略 /047
任何国家都要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家间的关系、外交方略的制定可以与意识形态脱钩。丘吉尔曾毫不讳言地说，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耐人寻味。
中国崛起策七
当前改革的重中之重 /054
当前我国面临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社会收入不均衡、存在贫富分化的趋势、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在加大。中央提出并正在全面贯彻落实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策，无疑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向和路径。
中国崛起策八
从中西文化的认知差距谈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061
国家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如何在当前西方强势文化的主导下，改善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是打造中国软实力的第一步。
中国崛起策九
“南方”的跃升和中国的崛起 /071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持续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最值得重视的是一些“南方”的国家跃升，他们重整旗鼓，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增长。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机会，而世界的发展也正是中国的机会。
中国崛起策十
渐进改革和中国现代化总目标 /080
现代化社会是通过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福利制度和大众消费这四个核心机制表现出来的，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像是一场伟大的、但却是充满风险的航行。新世纪的中国应该走出历史的怪圈，真正实现一个古老民族的伟大梦想。
中国崛起策十一
告别民主弥赛亚主义，建立新型民主观 /089
一个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等领域有不同的目标，认为采用西方式民主就能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未免把复杂的世界过于简单化了，况且，民主政治无论是在理论和实践中本来就存在大量问题，把它偶像化和神化绝不是科学的态度。
中国崛起策十二
“冲突理论”与构建社会中间层 /099
中国当前建立社会中间层——公民社会的自治符合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中间层——公民社会的建立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比如一些非政府组织如环境保护组织、社会救助组织和慈善事业组织的建立已经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崛起策十三
珍惜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期 /112
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面积如此庞大、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我们是第一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中国最终进入现代化社会，中国的经验也将是令人瞩目的，因为这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先例。
中国崛起策十四
民主政治道路上的挑战和难题 /119
中国当前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在中国面临空前机遇和复杂矛盾并存的时代，这样的政治体制安排不再仅仅是一种政治语言和宣传，而是中国未来关键２０年之发展所必需的。
中国崛起策十五
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界限 /126
明确界定国家、社会、市场和其他社会系统的界限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减少，而只是确定了什么是正当权力，什么是不当权力，什么是滥用权力，这样不仅有助于国家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更有助于提升国家的威望和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
中国崛起策十六
尊重公民权与树立国民意识 /147
改革开放使中国历史性地来到了现代文明的入口处，市场经济的发展让人民的民权意识逐渐提高。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每个人都会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更加重视个体的价值和个人的生命。
中国崛起策十七
社会福利制度和新的路径 /158
一个国家能否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能力问题和经济问题，而主要是国家意愿和政府意志的问题。这意味着，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而是政治意愿够不够的问题。
中国崛起策十八
建立强有力的现代法治国家 /172
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是一个强有力的、有秩序、有规范的国家。现代法治国家下的“强”政府强在哪里？
中国崛起策十九
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责任 /193
一个基本制度统一的、覆盖全社会各个群体的、有明确法律规范的、统筹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会凭空产生，其建设和发展取决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以国家意志介入社会福利等公共领域，发挥国家独一无二的团体分配功能。
中国崛起策二十
从数字化管理水平谈提高国家管理能力 /207
数目字管理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数字化管理水平，指的是一个国家通过理性科学的方式、运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手段进行精确的管理。一个国家数目字管理水平和数字化水平是该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尺。
中国崛起策二十一
非洲现代化曲折之路的启示 /218
非洲一些国家的贫困、疾病和饥荒提醒人们去思考，为什么在采取了市场经济和多党选举的所谓民主政治后，那里的经济发展依然迟缓，社会和人文发展严重滞后？这对热衷于推销西方式民主的人是一个警讯，盲目照搬他国模式不可行。
中国崛起策二十二
从德国的历史经验教训谈起 /231
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成为世界强国后也不应该称霸。让东方的文化配合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来创新和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让未来的世界不再是西方文化支配的世界，而能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和谐的世界，这应当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和目标。
序
唐永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20多年持续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如果这种势头得以保持，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将不只是梦想。然而，一个大国的崛起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在克服重重困难和矛盾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而在新形势下谋求中国的发展和安全，需要更多的人进行更积极的战略思考和实践。《中国崛起策》就是其中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探索工作。
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曾反复证明，一个原本落后但具有巨大潜力的大国，一旦其实力处于迅速上升时期，几乎无一例外都曾遇到过紧张、冲突甚至战争。迅速发展中的中国，处于一个充满重大机遇同时也存在危机的时代。如何谋求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推进现代化进程，如何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调整关系过程中能够产生有益的合作而不是过多的对抗，需要极大地激发出民族自身的创新精神和战略智慧，需要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共同的努力和协调，以避免历史上伴随大国崛起而来的动荡和冲突。
在当前及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战略谋划及实施至少应涵盖解决下列三个问题的能力。第一，从根本上突破一个世纪以来落后大国难以实现现代化的困惑，摆脱历史惯性对中国崛起的有形和无形的束缚，处理好融入国际体系与保持自主性的矛盾。第二，适应冷战后国际关系日益复杂的现实，超越传统的权力政治的框架，为国家发展寻求更为广阔的空间。第三，增强中国社会自身发展和进步的能力，通过发展自己来影响世界。上述三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甚至互为条件、互为支撑，如果一定要对其进行区分，中国自身的进步要更具基础性。然而应该看到，如果处理不当，上述因素就可能对民族复兴构成严重挑战，中国可能面临的多样化威胁，也大多来源于此。
要兼顾上述诸多方面，除了必须改革国内经济政治体制保持自身的活力之外，中国还必须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形成总体上的协调关系，在总体的协调中谋求国家安全和发展。而对待外部强权，一味采取对抗的姿态不可取，而一味屈从追随也不可行。需要发挥力量时就要有足够的决心，而应该妥协时就要适度后退。在不同领域、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或合作、协调，或针锋相对、敢于斗争，相互配合，相互借助，才能取得好的效果。中国要在21世纪能有更大的作为，不仅要在国际竞争和角逐的一般技巧上下工夫，更重要的是应及时认清国际政治发展大的趋势，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战略智慧，敏锐洞察未来世界可能的走势，及时消除自身存在的不适合未来发展的种种弊端，维护国家安全，谋求社会全面的发展。战略家的使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为复杂的客观世界设计某种自以为是的结局，而只能审时度势，做历史发展允许做的事情。顺势而为才是战略筹划的最高境界。
对于中国崛起，有些人的看法显得十分悲观。米尔斯海默是美国杰出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几年前他出版了《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受到世人的极大关注。他在书中强调，今天的世界仍然延续着旧时代的逻辑，国际政治依然是大国政治，依然处于悲剧式的历史循环之中。“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必然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正是根据这种悲观、循环的历史观，米尔斯海默看到未来中美冲突的必然性，中国实力的增长将不可避免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存在。“在21世纪初期，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的潜在霸权国。”“富裕的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将是一个决心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
客观上说，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理论还是非常完整和系统的，并且也有许多历史事实可以提供佐证。然而，这种理论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对问题采用单一逻辑的简单理解，同时更没有看到国际关系的发展进步。今天的世界渗透性太强，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由此而形成的国家间关系不可能最后归于某种宿命。我个人非常欣赏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早些时候关于中美关系的评述：中国和美国并没有注定走向冲突，两国最终是伙伴还是敌人，“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
现实条件下，国家的强盛不能依靠传统的权力对抗，中国对利益的追求不会也不可能采取简单的直接路线，而是需要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较长时期的努力才可以达到。因此，我国较长时期的战略似应选择做一个自主的合作者，其中包括处理与整个国际体系、也包括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当前这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关系，在保持自主性的同时扩大与外界的经济、安全合作，在合作中谋求国家利益的实现。对待具体的问题，既要敢于大步前进，也要敢于大步后退，不能死守某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中国尤其需要借助机会和创造机会。战略没有灵活性就可能看不到也把握不住机会，最后反而会造成安全利益的损失。
从封闭到开放，加入世界的发展大潮，是我国推进现代化不可逾越的步骤，是时代的要求。然而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主要用借助外力的方式得以实现。现实要求我们在融入到世界体系中去的同时，必须保持自己民族的自主性，否则就会失去立足世界的根本。亦即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应该首先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国内范围，不断改善国内经济政治结构，推动社会的变革。虽然中国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与外部的关系之中，国家安全受到来自外部的种种威胁，但比较而言，内部问题才是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外部问题在很多时候只是前提，是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走过的历程已经足以说明，中国有能力以开放的姿态博采众长，也有能力发掘自身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资源，并将两者较为有效地结合起来进行现代化建设。只要中国能够继续保持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发展态势，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不断推动社会机制的良性运转，那么，中国所面临的一切矛盾，包括来自外部的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也就都有了解决问题的最重要基础，同时也必将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更有效的作用。一个稳定、繁荣、强大的中国必将继续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中国设置障碍，只能使中国人民保持更高度的警惕。在这一点上美国也是一样，只有善于与进步中的中国打交道，自己才能获取更多的利益。
一个大国的崛起，如果没有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是难以想像的。英国的强盛时期是从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开始的，美国是在北美印第安人的废墟上并摆脱英国的统治后才发展起来的，而日本成为发达国家则始于近代的明治维新。社会变革是后进国家进入先进行列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的未来发展，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根本上也必将继续依赖于伟大的社会变革。
（唐永胜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中国崛起策一
从中美经济共生体谈起
2004年10月，国际知名的经济学杂志《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篇题为《龙与鹰》的文章，饶有趣味地阐述了当前世界经济的根本特点。其论点简单阐述如下：当前世界经济由两个火车头拉动——中国小火车头和美国大火车头。中国是世界的产品生产者，或称为“世界工厂”；美国则是世界的消费者或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负责消费世界各地生产的产品。亚洲各国把对美国的产品出口看成是自己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和经济驱动力。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生产的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往美国，产生了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积累了丰厚的外汇储备。亚洲主要经济大国为了支撑及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把自己赚来的外汇储备再投入到美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购买美国的债券和股票，用自己的钱去促进美国消费者的消费。美国消费者本来就有提前消费和超前消费的习惯，在有了亚洲大金主如日本和中国巨额借贷下，美国的消费市场更是无比旺盛，美国人大量购买来自亚洲各国，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这又进一步刺激了中国这台世界工厂的发动机。这样就产生了中美经济连体婴儿的现象：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上紧密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这种奇特的模式有一个明显的弊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家庭和个体能无限制地提前透支消费下去，因为这样负债消费到一定时候就会达到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置国民经济于险境。事实上美国的双赤字现象一直为国际经济界关注，也就是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的问题。财政赤字是由于美国政府不断扩大的开支引起的，而经常项目赤字是由于美国政府和消费者支出大于收入所引起的。这两项赤字就像两颗不定时的炸弹，一直悬挂在世界经济的上空。
该文的论点虽说有一定的简化，譬如说世界各国当然不止出口到美国，中国也当然不仅是世界的生产者，同时也是一个新兴的消费大市场，其重要地位是举世公认的。但是，该文的中心主旨基本反映了世界的现状，即世界各地许多重要的经济体仅靠内需难以拉动其经济的增长，便过于依赖美国消费者和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于是一个基本问题出现了：为什么美国能持续地、长时期地消费各国产品？美国内需增长的驱动力在哪里？
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经济史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确立了美元金本位的体制，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地位建立了国际美元金融体系。战后布莱顿森林体系更是有助于确立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实施了马歇尔计划援助深受战争重创的欧洲大陆和日本，成为国际大金主。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则吸取了过去原始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教训，开始了全面实施凯恩斯主义和建立现代福利国家的进程。这一期间资本主义融合了许多社会主义改良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具有人性化和社会化。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不仅是德国建立了社会市场经济，英国和北欧建立了现代福利国家，即使在自由竞争思想高度发达的美国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工程和社会改良，以改善劳工生活，保护基本的劳工权利，这一阶段美国工会的权利也得到了扩张，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国家社会政策决策。凯恩斯主义更是强调通过改善大众的生活来提高大众消费，刺激经济的发展。凯恩斯主义著名的口号就是“节约不是美德”，节约在古典经济时期也许是美德，但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却是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因为过高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消费，进而无法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刺激大众消费，建立和扩大中产阶级，市场经济配以现代的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体系而避免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危机，进而成功地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一是日本、西德战后的迅速崛起，改变了国际经济的版图。由于战后布莱顿森林体系规定了美元不可以对其他货币贬值，相反日元、马克、法郎和英镑却可以对美元进行贬值。日本和西德利用有利的战后条件如韩战和越战等迅速扩大生产，并进一步对美元实现贬值，扩大对美出口，日、德因此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二是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美国许多生产部门不敌日、德，竞争力日趋萎缩。美国巨额投资欧洲、日本的时代宣告结束，日本和德国资本开始大举进军美国。三是日、德的经济奇迹创造了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的消费者。当时响彻云霄的口号是“日本天下第一”和“日本买下美国”；德国人也很骄傲地宣称“我们在政治上是被抛弃的民族（输了战争），在经济上是被捡选的民族”（西德的经济崛起）。
事实上日后的发展证明，日本并没有“买下美国”，德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也远不能和美国相比。其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德国的国内市场狭小，分别拥有一亿两千万人口和八千万人口（按今天的标准计算），国内市场的饱和线很容易达到。一旦国内市场基本饱和后，日、德经济体就非常依赖外在市场。美国拥有超过三亿的人口，消费力极为旺盛，分别相当于两个半日本和近四个德国 （按人口计算）。美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是全球最发达和健全的，美元又是超级国际货币，因而一般财经人士都会认为投资美国是最安全、最上算的，稳赚不赔。另外，日本、德国等新兴经济体生产力的急剧提升和国内市场的相对饱和造成的产品过剩只能通过出口来消化。但是美国消费者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消费，必须有足够的资本来源。这样就产生了本文开头所阐述的现象，亚洲经济体源源不断地注入资本到美国，不仅投入美国的金融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也大量购买美国债券，以资助美国消费者消费。一旦美国消费者偃旗息鼓，亚洲的生产发动机仿佛就会歇火。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美国在生产领域不断败下阵来，交出了一个又一个领域的优势，却在国际金融领域成了大赢家，无数国际资本投入到美国市场。美国人总是在消费，却总是有钱消费，也总可以借钱消费。美国是借入钱的一方，却俨然成了“大爷”。因为美国拥有美元的优势，可以魔术般地通过升值、贬值和汇率利率的变化来变换借贷的数额；借出钱的一方却无比依赖美国，一是期望美国消费者消费，二是提心吊胆地观望美国的汇市和股市，美国一打喷嚏，全球就感冒。
这种现象也基本反映了当前中国的困境：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很像过去日本和西德的崛起。很多当前的经济现象如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大举投资美国资本市场和购买美国债券等等，都在10年、20年或是30年前国际经济史中多次出现，只是当时的主角分别是美国对德国、美国对日本、美国对亚洲“四小龙”罢了。其实，中国崛起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强权的崛起在于，中国是以13亿人口进入了世界市场，如果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势必将创造无可争议的世界最大市场的地位，将创造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和世界上最庞大的消费群体。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正可以借力使力，利用世界最大市场的地位壮大自身，不仅让世界的生产资本投资中国，也让世界的金融资本投资中国。
为什么我们有这么有利的条件，却没有利用起来，甚至长时间忽视了中国庞大的潜在内需市场呢？这恐怕得从思想观念上谈起。我国在过去“左”倾思想占主流的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过度的平均主义和“一大二公”加上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低效和僵硬让国家错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佳的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更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出于对过去极“左”思潮的反思和否定，中国一些理论精英在改革开放以后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比较赞赏，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发展经济至上的思想成为主流论述。这样一来，不少人就认为只要实施了市场经济，只要实现了经济民营化，只要消除了平均主义，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段时间内，经济自由化和私营化的思潮达到了顶峰，甚至有人主张把教育产业化、医疗私营化，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更是严重缺失。由于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机制的相对滞后甚至倒退，普通民众虽然经历了生活水平的高度提升，但不容忽视的是教育、医疗等费用的大幅度上涨和基本社会保障的缺乏，造成了普通老百姓怕丢掉饭碗、怕生病、怕老无所养、怕孩子念不起书的心理，使得大多数民众即使在收入大幅度增加后也怯于消费，而宁愿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选择市场经济是一项完全正确的选择，如果没有邓小平当年英明的决定，也许中国人今天还会为“姓社姓资”纠缠不休，蹉跎岁月。在当时中国百废待兴、经济落后的年代，如果我们中国人还不能集中精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绝不会有中国崛起的壮阔历史画面的展开。然而，任何思想观念都要根据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历史条件加以修改，以与新的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让我们以发展的眼光并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来检视非常流行的一些观点和某些误区：
观点一：市场经济是一种最佳的资源配置模式和最佳的经济制度。
解析：不全对。市场经济当然可以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马克思本人也说过，资本主义诞生以来200年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过去2000年的总和。单纯计划经济在全球的失败证明了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和成功。但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模式也具有天然的缺陷。市场经济容易造成两极分化，有钱的和无钱的、有能力的和相对缺乏能力的、竞争中成功的和竞争中失败的极容易分化成两个不同的阶层，形成赢者通吃、败者被淘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现象。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主天然关心的是利润增长，并不必然关心普通劳工的生活和利益。当越来越多的产品生产出来后，如果劳工的所得收入没有增长，而福利待遇也没有增加的话，就会产生早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即生产过剩的危机，产品无法被消费，大量积压，进而引发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另外，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控制了某发展中国家的核心领域如能源、交通和金融，那么尽管该发展中国家也采取市场经济，但因为本国的民族产业培育不起来，整个生产消费领域完全被外来资本控制，这个国家的经济也只能始终停留在殖民地经济的水平。
因而，确切地说应该是配有一定的国家宏观调控，并配有现代化的社会保障的市场经济才是最好的经济模式。拉美国家也实施市场经济，非洲大多数国家实施的也是市场经济，但很多并不成功。拉美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奇迹后就怎么也爬不上去了，产业结构依然停留在简单的加工业和能源出口；非洲则完全没有培育出现代化的市场来。确切地说，采取市场经济且取得巨大成功的只是少数国家，美国、西欧不说，后进国家中取得成功的只有日、韩和亚洲新兴经济体，也就是说全球加起来也不过只有20多个是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绝大多数国家虽然也采取了市场经济，但依然在现代化的边缘徘徊。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凡是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都是建立了现代化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的国家或地区，也都是中产阶级得到培育、大众消费得到促进的国家或地区。相反，贫富极端悬殊、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绝对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往往也是失败的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前一段时间里国内媒体热谈的中国拉美化现象就表明了国内理论界对单纯的发展市场经济而忽略社会平衡发展的深刻反思。
观点二：社会福利费用高昂，会拖累经济的高速发展，会让中国倒退到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时代。
解析：这是一种非常片面的观点。在当今发达的成功的现代化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还没有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即使是美国，也在罗斯福总统和战后林登·约翰逊总统时代经历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大幅度扩张，并进行了大量的社会改革。社会福利制度不仅缓和了社会矛盾和冲突，其本身还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用，是经济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不可缺乏的一部分。德国社会学家考夫曼（Franz-Xaver Kaufmann）总结到，福利制度有四大经济效用：①福利政策保护了劳动力免遭过早的折损伤害（比如工伤事故、疾病、职业病等），提高了工人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稳定和提高了工作效率。②国家通过对家庭政策、住房政策的投入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培育，因为家庭本身也是培育人力资源最重要的机制。 ③国家投入的公共教育制度更是直接培育了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这对一国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④社会保险如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培育了普通公民长期的安全保障意识，它实现了普通民众较长阶段的生活规划和生活计划，稳定了民众的消费行为，间接却又是强有力地促进了大众消费，这又是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
观点三：私有化是经济发展成功之重要手段。
解析：那要看私有化什么领域。教育和医疗是公共产品。国家应该通过社会投入建立普遍的社会安全网和大众普及教育，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教育和健康。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运用市场机制建立一部分私立学院和医院，不过这只能作为一种补充。只有建立了公共教育和医疗系统，才能有效地培养人力资源，才能培育合格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让他们进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产业化和医疗私营化绝对会带来大灾难，其后果往往要到10年20年后才会完全显现出来。在这里，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观点最发人深省：他在对比了中国和印度在经济改革时期中国相对较为成功的发展后指出，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所进行的土地改革消除了中国现代化路上的重要障碍。毛泽东时期所推广的扫盲运动、普通教育和建立的全国范围内的合作医疗制度，在中国1979年市场经济改革的转轨中被有效地运用和整合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去，意外地成为中国迅猛现代化的强大推动力；而印度在1991年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有一半的民众既不能读也不能写，其卫生医疗条件也远远落后于中国，无法为市场经济提供合格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这是印度现代化道路上主要的拦路虎。
观点四：中国发展福利制度，哪来的钱？
解析：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在那样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中国尚能建立覆盖全国的医疗制度、社会救济制度和进行全国性的扫盲运动，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典范。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在财政收入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外汇储备超过万亿美元的情况下，我们难道没有钱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吗？这恐怕还是思想观念应当转变更新的问题。一旦思想观念能转变过来，从以他人为主、以出口为主的思维转变为以我为主、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模式，那么中国现代化的动能就能被充分调动起来，其经济崛起的力道将超过人类有史以来任何一次现代化的规模。
中国在转型的关键时期，应该更多关注自己国家健康的、长期的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毕竟在过去20多年内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再往上一跃就可以攀登世界前列。尤其在当前这个阶段，中国人要有正确的策略、要有远见、要懂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及别人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中国崛起策二
中国的地缘困境和西部突围
翻开亚洲地图册和中国地图册，对中国周边国家和中国的地缘环境就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先看中国的东北面：辽宁、吉林边界是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分裂为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两个国家皆源于朝鲜民族，一般认为朝鲜是中国的兄弟邻邦，有着鲜血凝结成的坚固友谊；韩国则是中国当今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者。由于朝鲜半岛在千年的历史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历史上曾跟中国有过一种附属国和宗主国的关系，一般大家会对朝鲜半岛两国有一种文化上的亲近感。然而历史的阐释往往随着当事国的不同有着很大的差异。在千年的东北亚历史中，中国和朝鲜半岛也有过很多冲突。朝鲜民族虽然接受了儒家文化，却也发展出了一种无比强悍、冲撞和自立的高丽精神。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决定了他们对中国既亲近又疏离，既接触又防范的复杂感情。从这点上来看我国东北亚的地缘形势是微妙的和复杂的。
我国东北面正对的海面上是日本，在许多中国地图上中国都会用红颜色标出来，像一只雄鸡傲立于东亚，日本则是由浅绿标出，很像沉在大海里的一只绿龟。上天似乎专门为了考验我们中华民族，“赐”给了我们东边这个极为琢磨不透、具有极强民族精神的民族，也“赐”给了我们这个给近代中国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屈辱、让我们至今仍然得提防着的同为黄种人的民族。当然换个角度看，日本人也同样痛苦，中国当代的重新崛起，正在一点一点剥去日本人亚洲第一的美梦和自信。历史经历了一个轮回，似乎又将回到原来的格局。不过，日本作为美国第一岛链防范中国的位置倒是仍能让日本欣欣然有喜色。中国东北部的地理格局短期内不会有太大变化，除非中日关系发生巨变，如欧洲法德那样实现民族大和解。
中国东南方向是我国的台湾岛，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尽管两岸都是骨肉同胞，但是台湾岛在战略上是美国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上重要的一环。2008年台湾政治形势如何，两岸如何互动，尚不可知。总的说来中国东向太平洋的格局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困局，受困于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和台湾岛的岛链式围困。
南向是越南，东南方我国遥望菲律宾。由于南海群岛的争端、中菲两国渔民的争端，双方仍可能卷入突发的争议中去，进而影响两个国家的关系。越南在历史上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并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直接被中国封建王朝统治。在近代，越南培育出自己的文化和民族认同感，并在与殖民列强的斗争中加强了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尽管现在中越两国关系大大改善，但芥蒂和提防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的。越南人在文化上风俗上也更加接近中国人。越南在其仿效中国的“革新开放”中也如同中国一样取得了经济奇迹，很有潜力成为亚洲未来的一条经济小龙。
中南半岛上与中国接界的还有老挝和缅甸，未接界的是泰国和柬埔寨。泰柬两国是东盟中与我国友好亲近的国家。老挝地广人稀，人口太少。缅甸跟我国较为友好，但缅甸军人政权在民主法制人权等问题上受到国际社会的责难，并受到西方世界的制裁。但缅甸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连接了中南半岛和印度次大陆，和印度、孟加拉国共享孟加拉湾。
和我国大西南接壤的是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印度是南亚大国，也是极具潜力的未来世界大国。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以13亿人口进入了世界市场，印度则在1991年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后以10亿人口进入了世界市场。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或被称为世界制造业工厂，印度则努力冲刺为“世界信息服务业公司”，大力发展软件产业和服务业。反华和亲华的论调也常常在印度交替出现。无论如何，和印度发展友好关系应当成为中国未来长期的基本国策，因为崛起的印度必然成为世界列强拉拢的对象。另外在南亚诸国中，巴基斯坦则是我国的友好邻邦。
我国的北部是俄罗斯和蒙古。俄罗斯是世界大国，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解体性大衰败后正在实现恢复性的增长。俄罗斯和中国在近现代的冲突是非常频繁的，当然中苏之间也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短暂的友好期和蜜月期。中苏关系破裂后双方一度兵戎相见。现在中国俄罗斯再次走近，是双方在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一步一步的进逼下协调抵制单极世界的反映。由于蒙古人口稀少，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担心被庞大的中国经济体磁吸过去，产生严重依赖，这也是蒙古为什么越来越看重对美关系和靠拢美国的原因。
总的说来，中国地缘形势十分复杂。观察我国漫长的边界线，西部是我国战略空间上最好的出口。前苏联的解体使得中国西部的边界一下出现了一些“斯坦”群国家，即和我国接壤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以及和我国不接壤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五个兄弟斯坦国家不仅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可以为我国国民经济提供极为重要的能源，同时也是重要的战略枢纽。五国内有咸海，外边界直达里海，与土耳其和格鲁吉亚隔里海相望。西南则接壤另外一个超级产油气大国伊朗，南边则紧邻阿富汗。
在地缘战略上，伊朗连接世界四大重要区域，即南亚、中亚、西亚和俄罗斯。其中三方（中亚、西亚和俄罗斯）和伊朗本身都是世界核心的产油区，可以说这一区域掌握了世界能源、特别是石油的命脉，是世界诸强的必争之地。
在美国已经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情况下，如果美国将来再图谋军事占领伊朗，那么美国将具有空前有利的地缘优势。首先，土耳其拥有亲美政府，美国将利用土耳其隔黑海与俄罗斯和欧盟相望；其次，在海湾诸多伊斯兰国家中，人民具有强烈的反美情绪，政府却大多亲美，譬如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美国已经占有伊拉克，假设再占领伊朗，那么加上环海湾的亲美的阿拉伯政权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联酋等，波斯湾将整个成了美国的内湖，通过波斯湾往外运送石油的船只必须经过的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将轻而易举地被美军牢牢控制，这将成为美国完全独霸世界的最重要的战略性的一步。一旦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也就完全控制了世界能源的核心通道，不仅中国，连欧盟和日本都得受制于美国。中国除了马六甲之痛外，又会多一处霍尔木兹海峡之痛。这样，从小亚细亚到中亚，从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到阿富汗，美国的势力范围将被打通，并连成一片，而且对中亚各国和南亚中国的盟邦巴基斯坦产生极大的震慑力，美国接着可以通过颜色革命来策反五个兄弟斯坦国家中的几个，那么中亚就可能产生雪崩效应，一个一个的国家倒向美国，那么美国将成为全世界无以匹敌的霸主，其他国家受制于能源，被迫向美国低头。因而伊朗问题是战略关键，是战略中心枢纽。美国的战略学者一定会将这样的观点根植于心：“得伊朗者得天下。”伊朗发展核武器问题只是表象，美国想吞噬伊朗的野心相当强，尽管在伊拉克美军陷入泥淖，美军短期内很难再发动一次大规模非法军事入侵，但一块大肥肉就在身边却不能吃是相当难受的，一定让美国五角大楼的战略家垂涎三尺，寝食难安。美国对波斯湾的野心很有点像中国战国时代的秦国，其野心和霸权是累积寸进的。当然美国不会像强秦那样“秦王扫六合”，着眼于占领和兼并其他强权，这在现代的国际条件下没有那个可能。美国要做到的是占领战略枢纽和能源咽喉要道，因为美国右翼战略家们完全明白当今世界一个道理：得战略枢纽和能源咽喉要道者则尽取天下。无论潜在敌国和竞争对手有多强，只要在全球范围内控制了某些特定水域和要道，就可以让对手的能源进出控制在美军大兵手中。这些咽喉要道有：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和巴拿马运河等。美国的野心是完全控制以上咽喉要道，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达到美国永久霸权的战略目标。美国在上述海域要么通过军事手段武力控制，要么千方百计通过反恐和反海盗的机会要求进入某些区域，要么以经济贸易手段加以引诱，要么通过支持某些区域的分裂势力，以求乱中取利。其手段是多样化的，是具有前瞻性和高度战略眼光的。
上海合作组织正是着眼于当前的战略环境，协调中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利益关系，挫败美国从西部通过颜色革命策反颠覆中亚五国，隔离孤立并最终武装军事占领伊朗，进而实现最终独霸世界能源控制通道的图谋。令人欣喜的是原本并不被人重视的上海合作组织在美国的战略逼迫下出现了好的势头。在伊朗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都应当从战略上进行决策，因为这涉及双方最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因此中俄的协调配合相当重要。
从西部边界出发，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强大，运用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发展睦邻友好的国家关系，应该是我国的战略选择。
中国崛起策三
中日关系与中国崛起
奇特的邻居：日本
日本的国教神道教认为世界之上居住着八百万天神，其中天照大神是最重要的创世之神，天皇则是由天照大神直接创造，日本民族则是神的后裔，日本人在历史上也认同自己的国家是神国。但是从历史记载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故事是典型的宗教神话，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集团有意识地建构出来的（参考戴季陶《日本论》第三章“皇权神授思想与神授思想的时代化”）。
日本在中国历史上最初被称为倭国，在中国隋唐时期日本人先是把自己的国名由倭国正名为日本，然后又把当时用以称呼部落首领的“大王”一词改为天皇。日本人没有用中国的皇帝称号来称呼自己的首领，因为怕触怒当时国力强大的盛唐，但又要显示在精神上优于中国，于是别出心裁地采用了“天皇”一词。接着日本官方编撰了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日本书纪”，在书里他们创造了一个上古时期的领袖——神武天皇。神武天皇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60年左右，当时日本尚处于极为原始落后的绳文时期，人们生活在刀耕火种、狩猎捕鱼的石器时代。这个神武天皇究竟是一个部落的首领，还是一个统一了日本列岛的英雄，或者说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虚构人物，现在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考证不出来，但这个故事为日本形成统一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打下了重要的精神基础。而日本历史学家则竭力宣扬日本天皇制度乃是“万世一系”，也就是天皇家族的传承不会经历变更，日本天皇千秋万代都是由同一个源头和同一个家族诞生，日本的自古以来就只有一个王朝，正如日本国歌《君之代》里传唱道：“君王的时代，一千代，八千代，直到长出小岩石，带着青苔。”
平心而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初期，许多民族都会有人类童年的宗教童话，中华民族的起源也有盘古女娲的神话，古希腊也有一系列世界驰名的神话故事，北欧民族也有早期的神话来源；即使在今天的许多南太平洋小国，各种原始的宗教神话故事依然盛行。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相对成熟和文明的阶段后，这种原始神话就会被更加完整和系统化的世界性宗教所替代，比如欧洲国家在进入更高级的文明阶段后普遍经历了基督化，中国则接受了佛教并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并存的局面，而中东和北非地区则被伊斯兰化。如果说日本天造大神创造万物和万世一系仅仅限于日本早期历史发展阶段的神话传说的话，倒是很容易让人理解，可是偏偏在后来日本历史的进程中这样的宗教神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日本人一直到今天仍然对这样的信条深信不疑。
日本人创造了天皇谱系以后，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日本经历了奈良时期、平安时期、镰仓幕府、南北朝时期、北朝天皇、室丁幕府、安士桃山时代、江户幕府，近代日本还有明治、大正、昭和、明仁天皇。近代历史以前的日本天皇，长期处于虚君地位，并不掌握实权，而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将军和幕府的手里。如同人类社会任何权力结构和王朝历史一样，将军、大名、幕府和藩镇之间的争斗、暗杀、颠覆、尔虞我诈和阴谋诡计层出不穷，权力争斗的血腥和残酷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然而，让历史学家难以解释的一个独特现象在日本产生了，无论世俗的权力如何争斗，天皇世系王朝在日本历史上却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从虚构的神武天皇到现在在位的明仁天皇已经有128代，所谓的“万世一系”以惊人的超稳定性保留下来了。无论是幕府时期血腥暴力的权力斗争，还是内部的暴力动乱和农民起义；无论是日本面临外敌入侵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还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美军进驻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始终没有受到挑战和撼动，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具有野心的政治家、将军、幕府和武士曾经彻底取消和推翻天皇制度。相反，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包括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中，我们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类似日本这样一脉相承的不受挑战的君主制度。在欧洲各国的历史中，宫廷阴谋或军事政变让欧洲国家都经历过王朝的更迭和颠覆；被称为超级稳定的中国封建王朝更是经历了无数的叛乱、权力斗争、宫廷阴谋和农民起义。农民起义领袖和权力斗争的胜利者一方要么“挟天子以令诸侯”，要么高呼“王侯将相，令有种乎！彼可去而代之”，要么表示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要么迫不及待地称帝封官，总之，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实际上是一种不稳定结构，朝代的更替让中国历史总是处在治乱循环之中。而日本奇特的所谓万世一系的神话本来是一种人类童年不成熟的神话故事，也许是政治阶层有意编造和杜撰出来的，却令人惊奇地转化为日本人超强的精神信念和日本人的集体民族意识，让日本社会免去了人类其他文明所经历的改朝换代。
19世纪80年代明治维新时代的伊藤博文公爵就立宪问题向英国学者斯宾塞求教日本改革的方向，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在其《菊与刀》一书里纪录了这件日本近代历史上不为人知、但又是至关重要的一幕：斯宾塞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书面意见里以非常独到的眼光谈到日本传统文化和天皇制度对日本现代化的作用。他认为，以大和民族心理为基础的日本文化中的等级制度让日本具有了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可以有助于日本实现经济腾飞。日本人对长辈的尊敬、服从和对天皇绝对的崇拜和忠诚，是可以大大利用的宝贵资源。日本的这种崇拜天皇的文化特性，应当被日本政府好好利用起来，而这样的文化积淀可以转化为日本复兴的动力。斯宾塞认为在明治天皇时期，日本将在明治政府的领导下稳步前进，所向披靡。
在明治维新期间，我们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日本全面学习西方，从军事、技术、政治体制一直到生活习惯，日本的精英阶层善于学习，全力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化；另外一方面明治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看起来非常矛盾和不符合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改革措施，其改革过程中融入了大量日本本身的传统和文化的因素。比如说日本明治政府非常具有远见地分析到，日本要在短时间里赶超先进国家，不能完全采取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放任自主的市场竞争模式，而必须另辟蹊径，采取国家强力干预加速发展大型重工业的做法，这样，日本在短时期内以惊人的效率建立了钢铁工业、造船工业和军事工业；在发展国家大型工业的具体措施方面明治政府也采取了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国家重点扶植了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通过各种手段完善企业内部管理，然后把企业以低价卖给私人，而这些私营企业集团都是跟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它们和执政集团有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通过国家有意识的扶植和政策倾斜日本一些本来不知名的企业如三井、三菱等迅速发展了起来。日本政治家精明的考虑是：工业事关当时日本民族的生死存亡，日本必须用最短的时间、最有效率的办法建立起现代化工业。而要到达这样的目标，日本就必须利用自己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化资源，争取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也就是某种计划和市场混合的模式促进日本工业化进程的超常规式的飞跃。日本的这种发展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再次被战后的日本政府所采用，又一次显示了日本文化衔接西方现代化制度所带来的巨大成功。明治政府不仅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方面创立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就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也充满了日本特色。由于现代化的进程使得日本民间民权意识高涨，立宪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中心话题。在1889年颁布通过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建立议会，但同时却把天皇万世一系的神话写进了宪法，用国家法律形式再次确定了天皇的至高地位和神性。而在日本的议会制度中，众议院代表由日本国民普选产生，可以对政府各级高官提出政策质询，但是却不真正掌握决策权、行政权和预算事务，众议院甚至还要受到贵族院的制约，而贵族院里的一半议员是由贵族构成，而四分之一的贵族院议员是由天皇特别任命。这样，明治时代的改新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通过普选议员和议会政治合法化了政府的权力来源，建立了现代的宪政体制，另外一方面却体现了浓厚的日本特色，天皇的权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强；日本的中央集权也在议会政治建立后反而得到加强。明治天皇借力使力，在政府立宪的过程中把日本人普遍的宗教神话和信仰变成国家法律，创造了一种超级稳定的总体权威政治结构，同时却没有忘记适应时代之需变更自己的政治体制，确立了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君主立宪制度——实君立宪制度。
这之后天皇万世一系的思想成为日本富国强兵、迅速崛起的重要动员力量，一个原始宗教神话不仅为日本社会在国家层面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体制，也曾经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动员人民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日本对临近亚洲国家疯狂的侵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两颗原子弹投在广岛和长崎，日本给亚洲各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国家带入战火和灾难。日本万世一系的宗教神话成为日本现代化的稳定力量的同时，也因为煽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差点让自己的国家毁灭。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了《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而令人吃惊的是，当天皇宣布投降后，之前誓言要与美军决一死战的日本居民转眼之间就接受了这样的结果，美军在进驻日本列岛时没有遇到很大的麻烦，而且大多数日本居民见到美军时都是彬彬有礼。这是什么原因呢？归根结底还是日本天皇的宗教神话在起作用，之前的战争是天皇发动的，日本人就认为这是为天皇而战；而现在天皇要求大家放下武器，于是日本人就顺从地放下武器，其基本思维都是一样的，要让“天皇陛下安心”。著名的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反思到：如果当时天皇宣布的不是终战诏书，而是要求日本国民血战到底，要求所谓的“一亿玉碎”（一亿日本人全部战死，直到最后一人），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可怕后果呢？日本人也会如同催眠一般战到最后，直至日本列岛的毁灭。
天皇在发表《终战诏书》的同时为了维持日本国体发表了《凡人宣言》，第一次走下神坛，承认自己并不是神，并强调天皇和日本国民之间的关系是依据敬爱和相互信赖的历史传统沿袭而来的，而不仅单单是因为宗教神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的李兆忠先生在其所著的《暧昧的日本人》一书中非常精确地指出了天皇不倒翁的奇特现象，天皇不仅是发动侵韩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且也应该对日本军人和平民的大量伤亡负有直接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和意大利的首要战犯都遭到了严厉惩处，唯独日本的头号战犯不仅没有得到惩罚，反而继续享有天皇称号的荣誉，受到日本人的绝对遵从。在天皇发表《凡人宣言》后，天皇开始了对全国各地的视察和慰问，无论他到哪里，都受到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为了目睹天皇，许多日本人成群结队地涌来，但是没有任何人批评和谴责他所发动的战争给世界和日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没有任何人去思考眼前这个所谓慈祥老人是让千千万万家庭妻离子散的罪魁祸首。这样一种君民同乐、其乐融融的温馨场面似乎不应该出现在战败的日本，当时的一些外国媒体也对这种令人匪夷所思和违背人类理性常规的行为进行了报道。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很受日本人尊敬，日本人普遍认为在他的占领下日本制定了和平民主的宪法，日本从此走上了和平发展和经济崛起的道路；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却对日本人的精神文化做出了否定性评价，认为日本人的心理成熟程度只有12岁，这让许多日本人恼怒不已。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美国将军，却认为日本天皇的存在可以和美国及盟国军队20个师的力量相提并论。美国人敢于扔下两颗原子弹，却不能动天皇，归根结底在于这种文化和宗教延续而来的力量是非常巨大和不可预测的，用得好，可以为美国稳定在日本的统治和把日本纳入当时西方世界服务；用不好，或是把天皇这个“现世神”请上法庭，就可能投下了一颗精神原子弹，让美国在日本的统治永不得安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人才决定继续维护天皇这个“现世神”的“神圣”地位的。事实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和科技上巨大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美国的扶植、朝鲜战争的爆发、正确的产业政策、重视国民福利和教育等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日本人把自身文化中的一些独特的因素结合到现代化的发展中，建立了牢固稳定的政治结构，天皇的存在给日本人带来了一种稳定安全的心理基础，这些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原因。
本尼迪克在其经典名著《菊与刀》里给我们描述了一幅奇特的场景，一个东方的岛国民族，具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独特的民族特性，综合了各种矛盾的心理特质，他们既谦逊有礼，又野蛮残暴；他们既温文儒雅，热衷于花道、茶道，又嗜血好斗，酷爱剑道；他们既吸收了儒家文化中的忠孝仁义礼节的思想，又对本集团之外的弱势成员极端的冷酷无情；他们的个子非常地矮小，但是在战争中却惊人地顽强，能完成与其身材不相符合的超人般的军事战绩，让他们的对手即使在战胜他们的情况下也对他们充满着敬意。如果沿着鲁思·本尼迪克的逻辑再按照今天的情况推论下去，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日本民族今天依然具有无数充满矛盾和令人惊奇的地方：他们生活在亚洲，却被视为西方，他们自己的民族心态上也把自己看作是西方的一部分；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产出，却拥有一个非常封闭的市场，外国的大公司老是抱怨无法进入日本的市场；他们被美国击败和军事占领，心里却无比崇拜美国……
其实，何止是日本民族的特性充满着矛盾，中日双方的相互观感也充满着矛盾。具体说来，中日两国和两个民族在审视对方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都很容易受到一种“自卑和自大”混合情结的影响。比如说有人常常把“小日本”一词挂在口头，以显示对日本一种潜意识中的轻蔑，但对日本电器却有超乎寻常的信任和偏爱；有人常常觉得日本文化是中华文化下的附属文化产品，却对日本成功的现代化羡慕无比。在海外的华人尤其能常常体会到这种复杂感情的交替，一方面觉得日本是“小”日本，个子矮小，身材短小，在西方传播的所谓日本文化源自于中国（如盆栽、茶道）；另外一方面看到的却是西方社会对日本人的尊敬，日本海外游客的超强的购买力和文明有礼，日本侨民在不同国家中的遵纪守法和秩序井然，让人不得不佩服日本民族的成功和独特之处。
日本人对中国的自大和轻蔑意识主要产生与19世纪末期中国急剧衰落的时期和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军国主义曾刻意宣传一种论调：中国是个腐败、没落和没有前途的国家，中国的民族也是一个自甘堕落的次等民族，败坏了老祖宗遗留的丰厚家产。日本军国主义者还开始从这个时期使用“支那”或“支那人”一词，来故意贬低中国和中国人。这种轻视或是蔑视中国的情结今天依然很强烈地存在于日本的右翼之中，而较少提到的是日本对中国的“自卑”情结。其实，正如个体心理学一样，民族集体心理学也有许多类似于个人的特点：那就是过分的自大往往来源于过分的自卑。譬如说为什么日本右翼要刻意宣扬和维持一种“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中国人是落后民族”而不是去宣扬日本人优秀于韩国人、马来人、老挝人、缅甸人、泰国人或是尼泊尔人，根源在于这种论调中暗含着比较和较劲的意思，也就是说，日本人要跟中国比，把中国看成是竞争对手。为什么日本人要偏偏挑中国为竞争对手？因为中国是历史上多年间东亚主导的强权，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或是文化上中国在某种意义上维持着领导地位。日本从隋唐以来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驱动力就在于尽一切可能性学习先进的中国，然后伺机而动，在中国衰落的时候乘机攻入亚洲大陆，取中国而代之。在古代，中国广袤的幅员、众多的居民、富饶的资源和其整体国力是扶桑岛国的居民难以超越的，发誓与中国一比高低的古代日本居民在面对大陆中国时极容易产生一种岛国的自卑感和压力，因为难以超越中国，难以超越中国璀璨发达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文明，因而更难实现日本远古以来企图进攻并占领亚洲大陆的野心。今天的日本民族在集体民族意识中也积淀了一种对中国强烈的自卑情结，因为无论日本如何发达，但日本文化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印记，包括艺术、书法、盆栽、禅宗和绘画等，都渗透着中国文化和宗教的深刻影响。甚至连日本文字都无法完全通过平假名和片假名来表达意思，必须借助至少2000多个汉字日本人才能正确地沟通交流，而日本人在表示人名和地名时几乎必须完全借助汉字。在文化和文字上，日本人根本无法做到去中国化，中国文化已成了日本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这对于自恃甚高、时时刻刻要与中国人一比高低的日本人来说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无法驱除的自卑感。可以说，中国人面对日本人的自卑情结源于中国现实中相对的经济落后，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比较容易自然地调整我们的心态，树立对日本更加客观的认识；相反日本人对中国的自卑情结是结构性的、根本性的，其根源在于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某些依赖性。
正确认识日本、了解日本
人类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民族，在输给对手后立即去学习对手，潜心钻研对手，最后设法战胜对手。日本在唐朝初期的海战中被大唐海军击败后，就立即派送遣唐使到中国，全方位地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历史和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天，日本天皇在废墟中就下达了派送留学生到美国留学的诏令，于是事前与美军殊死搏斗、让美国人不得不投下原子弹以早日结束战争的日本人一下子变得文明有礼，谦逊好学，一批一批的日本人奔赴美国学习、访问和旅游，日本人想看看战胜自己的美国是什么样子的，美国是如何能够战胜日本的。日本人学习对手再后来居上战胜对手的历史非常类似中国春秋末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只是日本人更加能忍耐，更加懂得研究对手，了解对手甚至看破对手；日本人更加懂得为了一个长远的目标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人类历史上也很少有这样的民族，在失败的屈辱中和外来的挑战中，能够通过富有远见的改良、革新和更新，能够通过长远的战略和规划把自己的国家有效地极为迅速地引向预定的发展方向，让本民族重新赢得活力，焕发出青春的生机。日本的明治维新正记录了一个这样的历史事件：一群政治精英，包括天皇、政府官员、部分议员和大量的策士和谋士，在日本内部分裂，大名幕府长时间割据统治、剥夺皇权，国内矛盾空前尖锐之际；在外有列强入侵，美国的炮舰打开了日本港口，其他列强席卷而来，日本面临被瓜分亡国之时，日本的政治精英进行了出色的政治改革。他们精于算计，堪称是精算大师，知道日本该如何发展才能避开无数暗礁（比如如何应对国内不同阶层的反对革新变革的势力），知道日本该采取何种战略去追赶西方，他们甚至能够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规划每年该进行的改革，既让日本每一年都能够进一步现代化，又注意到国内民众和各阶层的承受能力，不让过快冒进的改革招致过大的反对势力而失败；这群人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理想，对日本国内保守势力高唱的尊皇复古的意识形态不感兴趣，对于许多意识形态和流派之争也不关心，可以说，这一批人是“去理想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一个政治组合群体。如果说他们有理想的话，那就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实用主义的理想，让日本强国，迅速现代化，战胜中国，挤入西方列强行列，最终赶超和战胜西方列强；这群人也富有远见，富有战略眼光，能够高瞻远瞩，为日本国家利益不惜一切代价，他们知道日本需要什么，日本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
对于这么一个独特的邻居，这么一个独特的岛国居民，我们应该加深了解和研究，积极和对方交往。在对日本的交往和竞争中，一些人的心态往往不够成熟，暴露出一些固有的弱点，比如说前面讲的自大和自卑情结的混合，很难做到以一种正常的心态（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去看待和对待日本，有时过于急躁，有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忽略了对日关系对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具体说来在对日关系中（无论是媒体还是普通公众）有以下的一些盲点，影响了我们对日本的全面和综合的认识：
（1）媒体对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暴行报道很多，对战后日本的变化和发展报道得较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个民族苦难的集体回忆，是永远不应该被磨灭的，我们永远不该忘记中华民族这段悲壮的历史。但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建立了现代法制国家，还建立了现代的社会福利制度。笔者在德国生活期间常常能听到德国人对日本的赞扬，甚至在社会学的课堂上学到社会保障、健康保险和平均寿命一课时，看到国别比较的统计图表中日本甚至在很多领域大大超过了最先进的西方国家时，我也非常吃惊日本民族的上进、赶超的精神。我们除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暴行的报道外，也应该与时俱进，加强对现代日本的报道，对日本是如何成功实现现代化多加报道，对日本在哪些方面作得比我们好多加报道。一个更加全面、综合、客观的日本观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透彻地了解日本。
（2）总的说来，我们对日本的文化、历史和宗教的了解远远不如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因为日本古代学习中国，直到今天日本依然热衷于研究中国的一切，包括文化、历史、哲学、宗教和现代中国。日本人充分发挥了细致、缜密的特点，对中国的经史典籍的研究之深超出我们的想像，日本人甚至能将三国故事和孙子兵法运用到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去。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的某些方面在国际历史学界曾一度超越中国本身，这真是令人震惊。由于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我们中国人往往不想或是不屑于去了解日本文化。其实日本文化在结合和消化了中国文化的许多因素后也发展出了自身文化的许多特点。日本的神道教更是大大地不同于中国的宗教文化，对于现代日本人的生活、思想和行为模式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对日本文化了解较少，就不利于我们同日本人的交往和竞争，就像相互比赛竞争的两个人或两支队伍一样，只有摸清对方的状况，才有可能战胜对手。日本对中国的了解对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是完全不对称的，这也是日本人在商业谈判和贸易争端中常常能抓住中方弱点的原因，因为他们太了解中国人，而且会投入大量时间去研究中国谈判对手的优点和弱点。我们迫切需要全面地去了解和研究日本民族的文化、历史、神道宗教、性格特点、心理特征，这一点非常重要。
（3）有时候一些人民族主义情绪过强，反而会让我们很难正确认识到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因为，那些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妨碍客观、冷静和理性地去认识日本民族，也妨碍了制定理性的策略来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说2004年发生在一些地方的反日游行，笔者身在德国，亲眼目睹了西方媒体对游行由一开始保持一定的同情态度，对日本否定历史颇有微词，一步步转化为对此的负面报道。于是，少数人的极端行为和出格行为让一场大多数人都很理性温和的游行蒙受形象的损失；更为可惜的是，通过理性、和平和文明的示威运动我们原本可以把我们正当的诉求和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恶劣行为通过现代传媒迅速传往全球各地，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对日本修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警惕，让中国形象加分，让日本的国际形象蒙受灰尘，然而少部分激烈的民族主义者让各国感到不安，加深了西方世界中国威胁论的印象，反而转移了大家对事件起因本身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事后日本国内的反应非常令人回味，日本也发生了极右翼势力威胁中国领馆的事件，也发生过一起反中国的游行，但人数很少，只有200多人，成不了大气候。纵观整个日本社会的反应，应该说日本社会表现出一种现代化社会的成熟，绝大多数被采访的人都表现出低调、冷静，谈话也不是那么激动，没有表现出受激后的强烈情绪。在未来的东海油田开发和钓鱼岛之争中，如何了解、熟悉、运用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如何有效地将我国正义的立场传达到国际社会，如何赢得国际社会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对于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正如笔者在国外接触到的日本学生和在各旅游区见到的日本游客一样，日本人非常文明礼貌，素质非常高，日本人在国外开的商店、旅店和餐厅一般都非常干净卫生、整洁有序，他们普遍懂得西方的社交习惯和文明礼仪。我在国外见到成群结队、井然有序的日本游客一队一队从我身边经过时，我常常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可敬的民族，其可畏之处在于他们高度地与国际社会接轨，自身也达到高度的文明程度，却又同时把东方团队集体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文明，有时候也是一种力量，一种巨大的令人生畏的力量。当今世界的竞争已经脱离了丛林时代的单纯比较力气、争强斗狠的时代，当今的世界甚至已经不是100年前那种单纯靠军事斗争、斗得你死我活的时代了。军事实力固然重要，战争也还会发生，但当今世界总的来说已经进入文明竞争的时代了，未来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全面大战和核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双方竞争的将是GDP、人均GDP、科学技术水平、人均寿命、社会分配的平均程度、人均所得、国家的整体综合国力以及国民整体的文明程度。我们新一代的中国人，生活在中国上升和崛起的时代，应当更加能树立这样的民族精神，我们要跟日本进行文明竞争，要将竞争重点从简单激烈地表达民族情绪转向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的竞争中去，我们也要培养冷静理智的爱国主义，而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懂得一切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解决问题。
（4）不要讳谈学习日本。在当前的民意环境中，谈学习日本或许要冒一定风险的，甚至会遭到误解。正是因为这样，才反映了我们认识日本上的又一大误区。日本民族是全世界最擅长学习的民族之一，日本在古代学习中国，在现代学习西方，一旦开始学习，日本人总是全身心投入，去掌握对方先进文化的精髓和要义，甚至掌握对方的弱点。日本学习我们那么多东西，并反过来要超越和战胜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讳谈学习日本？日本好的东西我们当然要学习，不仅要学习，还应该全面地去了解、研究日本，在国家财政状况允许下，我们应当多加投入，培养全面的知日派和日本研究专家，建立专门的日本研究机构，全面收集日本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意调查数据，并建立数据库进行全面的日本研究分析，充分做到认识日本，了解日本，研究透日本，才有可能谈得上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东亚的历史与今天
综观中日两国历史，在19世纪中国急剧衰落之前，中国多年间是东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主导性大国，日本跟中国相比不是等同量级的对手。19世纪中后期中国日本同时被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国门，几乎也在同一时期双方都进行改良革新（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成功的革新迅速加入西方列强的行列，并于1894年击败中国。以此为标志，东亚数千年来以中华为核心的朝贡体系被打破。而我国则开始进入了更加多灾多难的历史，不仅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还受到近邻日本的欺辱，日本侵华的残酷程度远超过其他任何西方列强，为我们民族留下了苦难深重的集体历史记忆。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为标志，东亚历史进入了日强中弱、日升中衰的局面，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平衡局面被正式打破，整个亚洲都笼罩在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阴影之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迅速从废墟中崛起，从一个被击败的军事帝国转而成功地跃升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1952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仅占英国和法国的1/3，10年后的1962年其GDP就超过了法国，1967年和1968年则先后超过了英国和德国，从此长期稳坐资本主义第二号经济强权的宝座。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咄咄逼人地在全世界发起攻势，“日本天下第一”、“亿万国民皆为中产阶级”、“日本经济殖民美国”的口号喊得满天响，西方媒体也惊呼“日本人来了！”。关于日本崛起、日本强大和日本威胁甚至是日本经济征服世界的报道不绝于西方媒体，日本人的信心也空前地爆棚。同一时期中国也结束了百年内乱，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中国人的凝聚力大大加强，拧成了一股绳，中国既不依赖前苏联，也不依赖美国，独立自主地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极。但由于计划经济的严重僵化失灵，中国的闭关锁国，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带入了十年浩劫，中国虽然成为令世界尊重的一支独立自主的重要政治力量，但在经济和科技水平上和日本的距离被大大地拉开了。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了东亚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那就是日本崛起为经济、科技强权，中国在有限的国力下也成为世界政治中仅次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极。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采取了改革开放的国策，揭开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序幕。1990年日本的经济扩张的势力达到顶峰，然后就经历了痛苦而又漫长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经济快速增长背后隐藏的许多泡沫被一一戳破，经济结构性危机全面爆发，日本人的信心大大受挫，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日本蔓延。而中国在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宏观经济取得了长时间的高速发展，产生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热在全世界发烧，可以说是热浪滚滚，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笔者身在德国，长期接触德文媒体和英文媒体，也长期在夜校教授业余中文课，以亲眼所读和所见见证了中国的崛起是如何一年一年越来越引起西方世界瞩目，中国热是如何在西方社会扩展开来的。特别是近两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大大增加，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经济的世界性意义已成为西方媒体的重要中心话题之一，相对而言日本在西方媒体中被报道的数量远远不及中国。中日两国的位置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发生了巧妙的互换，中国仿佛就是20年前的日本，只是中国是以13亿人口在崛起，其历史意义将远远超过日本崛起。笔者在刚刚参加的一场在英国的学术讨论会上听到一位英国教授说：“现在（在英国——笔者注）日本学生都在抱怨没有人再关心日本，大家谈论的都是中国。”这种现象不光发生在英国，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情况也是相同的。
当然日本的衰落只是相对的，日本的国民产值依然庞大，科技依然高度发达，是毫无疑问的世界经济强权。长期的经济不振导致日本人自信心下降，也导致了右翼势力有所抬头，民族主义思想在回升，日本越来越想谋求与自己经济和科技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而相应的，中国正在通过经济爆发性的增长来谋取世界经济和科技大国地位。东亚进入了千古未有的新变局，既非中强日弱，也非中弱日强，而是双雄并立。中国和日本同处东亚，却同时具备成为世界新兴超级大国的潜力，这种基本局面将在未来15年到20年时间难以被撼动。
中日关系的战略性分析
我们在分析中日关系时，一定要注意不要把日本整体化，当成铁板一块。按照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大家尼科拉斯·卢曼的观点，现代社会和现代化国家是高度复杂、高度分化和高度异质的社会。由于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社会分化成各个不同的系统，相对应的，社会也分化成思想不同、利益相异，个体化和多源化的社会利益集团、理论集团和政治集团。因而不存在完全统一化、同质化的日本人，而存在着不同的日本利益、社会、论述和政治团体。对于一个国家全面而又分类地了解有助于让我们把握日本的主要政治和意识形态思潮，从而有助于我们大致勾画出一国将来可能发展的趋势。根据日本主流群体对待中国的态度，大致可以把主要的日本政治和政党团体分为：①知华派，如前日本外相田中真纪子，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士等；②中立派和国家实用主义派，主张同美国和中国等距交往，不偏向特定一方，目前的日本民主党基本持这一立场，如小泽一郎；③主张日本成为世界独立的一极，从以前的脱亚入欧到现在的脱欧返亚，与中国建立正常的、略亲近于美国的互动关系，这种观点常见于一些日本的战略研究者；④主张对中国强硬、不屈服于中国，但依然要与中国保持一定良好经济贸易关系的日本中间偏右翼势力，麻生外相大致可划入这一类别；⑤极端右翼势力，主张不惜与中国一战，主张完全颠覆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观和东京大审判的狂妄的民族主义势力。这批人往往既反中也反美，急切地想从美国手中夺回国权，赶走东京湾和冲绳群岛的美军，迅速武装日本为核武器大国，其代表人物有当前担任东京市市长的臭名昭著的石原慎太郎。
以上五个类别的人，除了第四、五个类别以外，我们都应当积极交往，积极促进日本友华和知华势力的成长，更要与大量日本的民间团体和经济贸易团体建立友好互动的关系，对第四个类别的我们则要加以区别，保持适度交往，也要以经济和外交手段为杠杆，对其中的顽固分子施加压力。下面着重谈谈第五个类别。
第五个类别的极端右翼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日本属于边缘团体，只占有很少的一部分。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特别是小泉上台以来，由于各种各样国内国外的因素譬如经济长期衰退、战后第三代日本青年要求国家独立自主的思潮等，也由于日本的某些右翼媒体集中报道中国的反日活动和反日游行，导致右翼势力的抬头，亲中势力却大幅度下降。石原慎太郎当选为东京都知事（市长）就是日本右翼势力上升的标志。虽然，我们在当前的状况下不能夸张地认为右翼势力已经占据主流（一般认为极右翼势力在日本低于总人口的10%），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这批极端势力的危险性。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两次中断和干扰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第一次是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开始迈向现代化的门槛，日本迫切需要通过挑衅的战争来打断中国现代化的尝试。日本的军事冒险取得了成功，中国丢失了土地，赔尽了国库里的白银（两万万两），洋务运动的成就被活生生地扼杀。一次是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期，当时的国民政府抓住了10年时间，让中国的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尽管期间日军多次制造事变干扰，但是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还是顽强地发展起来了。日本陆军部的阴谋家显然按捺不住，深恐中国发展起来重新强盛，于是尽一切机会挑衅中国，并最终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这两次的悲惨经历不仅是国民生命、财产和经济实力的空前损失，更是中国强国之路的大逆转，今天我们回忆起这两段历史，仍是无穷的痛苦和遗恨。日本当时的战略判断是：中国是弱国，却是大国，中国可以一败再败，但是一旦中国有时间得到喘息和发展，日本征服亚洲大陆的野心就会前功尽弃。因为，日本虽是强国，却是小国，只要战略上输一次，就可能全部输掉，因而日本要把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尽可能地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今天的日本右翼虽然改头换面，但其基本模式、基本思维方式未变。中国虽然历经许多弯路和磨难，但只要真正一踏上现代化道路，脚踏实地地发展起来，日本右翼搞乱中国的野心就会永永远远宣告破产。1979年中国正是踏上了这么一条道路，这一年，堪称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中国和平崛起元年。经过20多年持之以恒、韬光养晦、专注地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高，中国经济和中国民众的动力和内在能量被彻底地调动了起来，中国经济以自己运行的规律势不可挡地在发展，可以这么说，中国历史摆脱了百年来的晦气，中国好运的时代来临了。而正是中国这样迅猛的发展让日本的极右翼势力坐卧不安，寝食难宁，中国在短时间里夺去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光环和日本在全球各地的经济影响力更是让日本右翼嫉妒。日本极右翼势力毫不掩饰地在国内讨论应当如何阻挠中国迅速、全方位地崛起，他们当然清楚全面军事侵略中国在今天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了，但其阴险的盘算尤其值得今天我们中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和普通爱国民众的高度重视。具体说来，日本极端的右翼分子常见的讨论有：①通过支持“台独”、“藏独”来干扰中国，让中国周边麻烦不断，牵制中国和平发展建设；②不断在钓鱼岛和东海油气田挑起小规模冲突，分散中国经济建设的精力；③全面拉拢美国来共同对付中国；④通过一些极端行动（如登钓鱼岛）和极端言辞（如故意散布辱华言论）刺激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进而通过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应如反日言论和反日游行等等来影响日本的民意，争取以此扩大选票和议席，扩张右翼政治势力和版图，从中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⑤不惜在东海和钓鱼岛掀起一场局部的小规模战争，争取说服美国参战，通过美日联合军事攻击挫伤中国上升的蓬勃的士气和信心。以上种种手段可以综合运用，其险恶用心在于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当然，今天的日本不是20世纪初的日本，民众的判断力、社会的多源化和民主制度的制约让极端的行为很难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中日经济上的一体化和整合更是让双方互相依赖。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日本只是美国的棋子，美国可不是日本的棋子，主人是不那么好被糊弄的。美国虽然也想围堵中国，但那仅仅限于战略上的围堵和限制，是一种软围堵。美商在中国也具有重大的商业利益，中美在朝鲜、伊朗、苏丹等问题上的合作也对全球和平至关重要，美国绝不会为了日本右翼愚蠢的意识形态献上美国大兵的性命和中国进行热战。
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无须提防日本右翼势力的蠢动，因为这批人往往是狂热分子，具有精神癫狂的极端特性，有时为了目的会不惜一切手段，他们想要扰乱和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愿望比美国右翼还要强烈和迫切得多。日本民族的传统宗教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力量的来源，他们根据神道教认为日本民族是天造大神直接创造的民族，因而优越于其他民族，特别是优越于其他亚洲民族。他们未必能制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变，但一定会掀起干扰性的争端和波澜。
中国当前总体的战略应当是：力争排除一切干扰，抓紧一切有利时机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当前中国总体的发展形势相当有利，是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亚洲和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当前中国的大局是求一个“稳”字，不仅是国内政局之稳定，更是国际周边环境的稳定，只要再稳定发展15年到20年，我们就能向世界经济强国稳步迈进，使综合国力得到大大提升；日本右翼则求一个“乱”字，搞乱中国周边环境，搞乱中国政局，乘机浑水摸鱼，其一切手段都始终不离其让中国前进的道路发生逆转，打断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进程的险恶目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有高度的大局观和战略观，不求马上进行一城一池的争夺决战，不要对日本右翼的每一个小动作都睚眦必报。什么能让日本右翼势力痛苦、彻底绝望？不是斗嘴的言辞，不是冲动的民族主义，而是理智、冷静、坚韧、刚毅、一步一步地向中国崛起的最高目标迈进；如果中国走到了那一步，逐步在综合国力上超过日本，反而会赢得包括日本右翼势力在内的日本民众的尊敬和佩服。日本民族是一个相信实力、臣服实力，而较少笃信道德的民族。美国打趴了日本，日本就崇敬美国，日本从不敢在珍珠港这段历史上翻案，却时时刻刻想对侵略亚洲各国历史翻案，归根结底是实力使然。要让别人服气，必须靠我们的实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设想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日本、接近美国之时，也就是日本右翼势力烟消云散之刻，那时候的亚洲反而更能取得和平，亚洲就有可能像欧洲联盟那样迈向一个新型的亚洲联盟；中国和日本也有可能实现历史性民族大和解，中国和日本未来的关系将类似德国和奥地利、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让中日反而易于和谐相处，反而能保证亚洲诸国共同的和平发展。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趋势专家大前研一在他的系列预测中国的丛书里如《中国，出租中》、《力用中国》和《竞争中国》中一再预见到：日本超过中国是个历史的异态，随着中国史无前例的庞大的工业化的基本完成，东亚的历史自然而然地要回到历史的常态——即中强日弱的局面，日本要做好准备，成为八分之一国家（即其国民生产总值50年后只有中国的1/8）。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基本反映未来的大趋势。中国和日本相比最大的优势是：时间在中国一边。今天的中国正如梁启超笔下所期待的那样，是青春的中国，其朝气勃发，其旺盛的活力，其大国气度，世人瞩目。
